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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第三十一 食货五 ○榷场 与敌国互市之所也。皆设场官，严厉禁，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，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。熙宗皇统二年五月，许宋人之请，遂各置于两界。九月，命寿州,

实录卷之五百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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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第三十一

　　食货五　　○榷场　　与敌国互市之所也。皆设场官，严厉禁，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，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。熙宗皇统二年五月，许宋人之请，遂各置于两界。九月，命寿州、邓州、凤翔府等处皆置。海陵正隆四年正月，罢凤翔府、唐、邓、颍、蔡、巩、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，而专置于泗州。寻伐宋，亦罢之。五年八月，命榷场起赴南京。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、北羊城之间尝置之，以易北方牧畜。世宗大定三年，市马于夏国之榷场。四年，以尚书省奏，复置泗、寿、蔡、唐、邓、颍、密、凤翔、秦、巩、洮诸场。七年，禁秦州场不得卖米面、及羊豕之腊、并可作军器之物入外界。十七年二月，上谓宰臣曰：“宋人喜生事背盟，或与大石交通，恐枉害生灵，不可不备。其陕西沿边榷场可止留一处，余悉罢之。令所司严察奸细。”前此，以防奸细，罢西界兰州、保安、绥德三榷场。二十一年正月，夏国王李仁孝上表乞复置，以保安、兰州无所产，而且税少，惟于绥德为要地，可复设互市，命省臣议之。宰臣以陕西邻西夏，边民私越境盗窃，缘有榷场，故奸人得往来，拟东胜可依旧设，陕西者并罢之。上曰：“东胜与陕西道路隔绝，贸易不通，其令环州置一场。”寻于绥德州复置一场。　　十二月，禁寿州榷场受分例。分例者，商人贽见场官之钱币也。　　章宗明昌二年七月，尚书省以泗州榷场自前关防不严，遂奏定从大定五年制，官为增修舍屋，倍设阑禁，委场官及提控所拘榷，以提刑司举察。惟东胜、净、庆州，来远军者仍旧，余皆修完之。泗州场，大定间，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，承安元年，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。所须杂物，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、荔支五百斤、圆眼五百斤、金橘六千斤、橄榄五百斤、芭蕉干三百个、苏木千斤、温柑七千个、橘子八千个、沙糖三百斤、生姜六百斤、栀子九十称、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。宋亦岁得课四万三千贯。秦州西子城场，大定间，岁获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，承安元年，岁获十二万二千九十九贯。承安二年，复置于保安、兰州。三年九月，行枢密院奏：“斜出等告开榷场，拟于辖里尼要安置。”许自今年十一月贸易。寻定制，随路榷场若以见钱入外界、与外人交易者，徒五年，三斤以上死。宋界诸场，以伐宋皆罢。泰和八年八月，以与宋和，宋人请如旧置之，遂复置于唐、邓、寿、泗、息州及秦、凤之地。　　宣宗贞祐元年，秦州榷场为宋人所焚。二年，陕西安抚副使乌古论衮州复开设之，岁所获以十数万计。三年七月，议欲听榷场互市用银，而计数税之。上曰：“如此，是公使银入外界也。”平章尽忠、权参知政事德升曰：“赏赐之用莫如银绢，而府库不足以给之。互市虽有禁，而私易者自如。若税之，则敛不及民而用可足。”平章高琪曰：“小人敢犯，法不行尔，况许之乎？今军未息，而产银之地皆在外界，不禁则公私指日罄矣！”上曰：“当熟计之。”兴定元年，集贤咨议官吕鉴言：“尝监息州榷场，每场获布数千匹，银数百两，兵兴之后皆失之。”　　金银之税。世宗大定五年，听人射买宝山县银冶。九年，御史台奏河南府以和买金银，抑配百姓，且下其直。上曰：“初，朕欲泉货流通，故令行，岂可反害民乎？”遂罢之。十二年，诏金银坑冶，恣民采，毋收税。二十七年，尚书省奏：“听民于农隙采银，承纳官课。”明昌二年，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，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。三年，以提刑司言，封诸处银冶，禁民采炼。五年，以御史台奏，请令民采炼随处金银铜冶，上命尚书省议之。宰臣议谓：“国家承平日久，户口增息，虽尝禁之，而贫人苟求生计，聚众私炼。上有禁之之名。而无杜绝之实，故官无利而民多犯法。如令民射买，则贫民壮者为夫匠，老稚供杂役，各得均齐，而射买之家亦有余利。如此，则可以久行。比之官役顾工，糜费百端者，有间矣。”遂定制，有冶之地，委谋克县令籍数，召募射买。禁权要、官吏、弓兵、里胥皆不得与。如旧场之例，令州府长官一员提控，提刑司访察而禁治之。上曰：“此终非长策。”参知政事胥持国曰：“今姑听如此，后有利然后设官可也。譬之酒酤，盖先为坊场，从后官榷也。”上亦以为然，遂从之。坟山、西银山之银窟凡百一十有三。　　○和籴　　熙宗皇统二年十月，燕、西、东京、河东、河北、山东，汴京等路秋熟，命有司增价和籴。世宗大定二年，以正隆之后仓廪久匮，遣太子少师完颜守道等，山东东、西路收籴军粮，除户口岁食外，尽令纳官，给其直。三年，谓宰臣曰：“国家经费甚大，向令山东和籴，止得四十五万余石，未足为备。自古有水旱，所以无患者，由蓄积多也。山东军屯处须急为二年之储，若遇水旱则用赈济。自余宿兵之郡，亦须籴以足之。京师之用甚大，所须之储，其敕户部宜急为计。”五年，责宰臣曰：“朕谓积贮为国本，当修仓廪以广和籴。今闻外路官文具而已。卿等不留心，甚不称委任之意。”六年八月，敕有司，秋成之后，可于诸路广籴，以备水旱。九年正月，谕宰臣曰：“朕观宋人虚诞，恐不能久遵誓约。其令将臣谨饬边备，以戒不虞。去岁河南丰，宜令所在广籴，以实仓禀。诏州县和籴，毋得抑配百姓。”十二年　　十二月，诏在都和籴以实仓廪，且使钱币通流。又诏凡秋熟之郡，广籴以备水旱。十六年五月，谕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曰：“西边自来不备储蓄，其令所在和籴，以备缓急。”十七年春，尚书省奏：“先奉诏赈济东京等路饥民，三路粟数不能给。”上曰：“朕尝谕卿等，丰年广籴以备凶歉。卿等皆言天下仓廪盈溢，今欲赈济，乃云不给。自古帝王皆以蓄积为国长计，朕之积粟岂欲独用。即今不给，可于邻道取之。自今多备，当以为常。”四月，尚书省奏：“东京三路十二猛安尤阙食者，已赈之矣。尚有未赈者。”诏遣官诣复州、曷苏馆路，检视富家，蓄积有余增直以籴。令近地居民就往受粮。十八年四月，命泰州所管诸猛安、西北路招讨司所管奚猛安，咸平府庆云县寔松河等处遇丰年，多和籴。　　章宗明昌四年七月，谕旨户部官：“闻通州米粟甚贱，若以平价官籴之，何如？”于是，有司奏：“中都路去岁不熟，今其价稍减者，以商旅运贩继至故也。若即差官争籴，切恐市价腾踊，贫民愈病，请俟秋收日，依常平仓条理收籴。”诏从之。明昌五年五月，上曰：“闻米价腾踊，今官运至者有余，可减直以粜之。其明告民，不须贵价私籴也。”六年七月，敕宰臣曰：“诏制内饥谨之地令减价粜之，而贫民无钱者何以得食，其议赈济。”省臣以为：“阙食州县，一年则当赈贷，二年然后赈济，如其民实无恆产者，虽应赈贷，亦请赈济。”上遂命间隔饥荒之地，可以辨钱收籴者减价粜之，贫乏无依者赈济。　　宣宗贞祐三年十月，命高汝砺籴于河南诸郡，令民输挽入京，复命在京诸仓籴民输之余粟。侍御史黄掴奴申言：“汝砺所籴足给岁支，民既于租赋之外转挽而来，亦已劳矣！止将其余以为归资，而又强取之，可乎？且籴此有日矣，而止得二百余石，此何济也。”诏罢之。十二月，附近郡县多籴於京师，谷价腾踊，遂禁其出境。四年，河北行省侯挚言：“河北人相食，观、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。伏见沿河诸津许贩粟北渡，然每石官籴其八，商人无利，谁肯为之。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，既罹兵革，又坐视其死，臣恐弄兵之徒得以籍口而起也。愿止其籴，纵民输贩为便。”诏从之。又制凡军民客旅粟不于官籴处粜，而私贩渡河者，杖百。沿河军及讥察权豪家犯者，徒年、杖数并的决从重，以物没官。上以河北州府钱多，其散失民间颇广，命尚书省措画之。省臣奏：“已命山东、河北榷酤及滨、沧盐司，以分数带纳矣。今河北艰食，贩粟北渡者众，宜权立法以遮籴之。拟于诸渡口南岸，选通练财货官，先以金银丝绢等博易商贩之粮，转之北岸，以回易籴本，兼收见钱。不惟杜奸弊，亦使钱入京师。”从之。又上封事者曰：“比年以来屡艰食，虽由调度征敛之繁，亦兼并之家有以夺之也。收则乘贱多籴，困急则以贷人，私立券质，名为无利而实数倍。饥民惟恐不得，莫敢较者，故场功甫毕，官租未了，而囤已空矣！此富者益富，而贫者益贫者也。国朝立法，举财物者月利不过三分，积久至倍则止，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。愿明敕有司，举行旧法，丰熟之日增价和籴，则在公有益，而私无损矣。”诏宰臣行之。是年，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邀籴事。见《盐志》下。　　兴定元年，上颇闻百姓以和籴太重，弃业者多，命宰臣加意焉。八月，以户部郎中杨贞权陕西行六部尚书，收给潼、陕军马之用，奏籴贩粮济河者之半，以宽民。从之。　　六月，立和籴赏格。　　○常平仓　　世宗大定十四年，尝定制，诏中外行之，其法寻废。章宗明昌元年八月，御史请复设，敕省臣详议以闻。省臣言：“大定旧制，丰年则增市价十之二以籴，俭岁则减市价十之一以出，平岁则已。夫所以丰则增价以收者，恐物贱伤农。俭则减价以出者，恐物贵伤民。增之损之以平粟价，故谓常平，非谓使天下之民专仰给于此也。今天下生齿至众，如欲计口使余一年之储，则不惟数多难办，又虑出不以时而致腐败也。况复有司抑配之弊，殊非经久之计。如计诸郡县验户口例以月支三斗为率，每口但储三月，已及千万数，亦足以平物价救荒凶矣。若令诸处，自官兵三年食外，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籴，其不及者俟丰年籴之，庶可久行也。然立法之始贵在必行，其令提刑司各路计司兼领之，郡县吏沮格者纠，能推行者加擢用。若中都路年谷不熟之所，则依常平法，减其价三之一以籴。”诏从之。　　三年八月，敕：“常平仓丰籴俭粜，有司奉行勤惰褒罚之制，其遍谕诸路，其奉行灭裂者，提刑司纠察以闻。”又谓宰臣曰：“随处常平仓，往往有名无实。况远县人户岂肯跋涉，直就州府粜籴。可各县置仓，命州府县官兼提控管勾。”遂定制，县距州六十里内就州仓，六十里外则特置。旧拟备户口三月之粮，恐数多致损，改令户二万以上备三万石，一万以上备二万石，一万以下、五千以上备万五千石，五千户以下备五千石。河南、陕西屯军贮粮之县，不在是数。州县有仓仍旧，否则创置。郡县吏受代，所籴粟无坏，一月内交割给由。如无同管勾，亦准上交割。违限，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监交。本处岁丰，而收籴不及一分者，本等内降，提刑司体察，直申尚书省，至日斟酌黜陟。　　九月，敕置常平仓之地，令州府官提举之，县官兼董其事，以所籴多寡约量升降，为永制。又谕尚书省曰：“上京路诸县未有常平仓，如亦可置，定其当备粟数以闻。”四年十月，尚书省奏：“今上京、蒲与、速频、曷懒、胡里改等路，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，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，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，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。臣等以为此地收多支少，遇灾足以赈济，似不必置。”遂止。　　五年九月，尚书省奏：“明昌三年始设常平仓，定其永制。天下常平仓总五百一十九处，见积粟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余石，可备官兵五年之食，米八百一十余万石，可备四年之用，而见在钱总三千三百四十万贯有奇，仅支二年以上，见钱既少，且比年稍丰而米价犹贵，若复预籴，恐价腾踊，于民未便。”遂诏权罢中外常平仓和籴，俟官钱羡余日举行。　　○水田　　明昌五年闰十月，言事者谓郡县有河者可开渠，引以溉田，诏下州郡。既而八路提刑司虽有河者皆言不可溉，惟中都言安肃、定兴二县可引河溉田四千余亩，诏命行之。六年十月，定制，县官任内有能兴水利田及百顷以上者，升本等首注除。谋克所管屯田。能创增三十顷以上，赏银绢二十两匹，其租税止从陆田。承安二年，敕放白莲潭东闸水与百姓溉田。三年，又命勿毁高梁河闸，从民灌溉。泰和八年七月，诏诸路按察司规画水田，部官谓：“水田之利甚大，沿河通作渠，如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。比年邳、沂近河布种豆麦，无水则凿井灌之，计六百余顷，比之陆田所收数倍。以此较之，它境无不可行者。”遂令转运司因出计点，就令审察，若诸路按察司因劝农，可按问开河或掘井如何为便，规画具申，以俟兴作。　　贞祐四年八月，言事者程渊言：“砀山诸县陂湖，水至则畦为稻田，水退种麦，所收倍于陆地。宜募人佃之，官取三之一，岁可得十万石。”诏从之。兴定五年五月，南阳令李国瑞创开水田四百余顷，诏升职二等，仍录其最状遍谕诸道。　　十一月，议兴水田。省奏：“汉召信臣于南阳灌溉三万顷。魏贾逵堰汝水为新陂，通运二百余里，人谓之贾侯渠。邓艾修淮阳、百尺二渠，通淮、颍、大治诸陂于颍之南，穿渠三百余里，溉田二万顷。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，收获多于陆地数倍。”敕令分治户部按行州郡，有可开者诱民赴功，其租止依陆田，不复添征，仍以官赏激之。陕西除三白渠设官外，亦宜视例施行。元光元年正月，遣户部郎中杨大有等诣京东、西、南三路开水田。　　○区田之法　　见嵇康《养生论》，自是历代未有天下通用如赵过一亩三甽之法者。章宗明昌三年三月，宰执尝论其法于上前，上曰：“卿等所言甚嘉，但恐农民不达此法。如其可行，当遍谕之。”四年夏四月，上与宰执复言其法，久之，参知政事胥持国曰：“今日方之大定间，户口既多，费用亦厚。若区种之法行，良多利益。”上曰：“此法自古有之，若其可行，则何为不行也？”持国曰：“所以不行者，盖民未见其利。今已令试种于城南之地，乃委官往监督之。若使民见收成之利，当不率行者自效矣。”参知政事夹谷衡以为：“若有其利，古已行矣。且用功多而所种少，复恐废垅亩之田功也。”上曰：“姑试行之。”六月，上问参知政事胥持国曰：“区种事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六七月之交，方可见矣。”“河东及代州田种今岁佳否？”曰：“比常年颇登。”是日，命近侍二人驰驿巡视京畿禾稼。五年正月，敕谕农民使区种，先是，陈言人武陟高翌上区种法，且请验人丁地土多少，定数令种。上令尚书省议既定，遂敕令农田百亩以上，如濒河易得水之地，须区种三十余亩，多种者听。无水之地则从民便。仍委各千户谋克县官依法劝率。　　承安元年四月，初行区种法，男年十五以上、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种一亩，丁多者五亩止。二年二月，九路提刑马百禄奏：“圣训农民有地一顷者区种一亩，五亩即止。臣以为地肥瘠不同，乞不限亩数。”制可。　　泰和四年九月，尚书省奏：“近奉旨讲议区田，臣等谓此法本欲利民，或以天旱乃始用之，仓卒施功未必有益也。且五方地肥瘠不同，使皆可以区种，农民见有利自当勉效之。不然，督责虽严，亦徒劳耳。”敕遂令所在长官及按察司随宜劝谕，亦竟不能行。　　○入粟鬻度牒　　熙宗皇统三年三月，陕西旱饥，诏许富民入粟补官。世宗大定元年，以兵兴岁歉，下令听民进纳补官。又募能济饥民者，视其人数为补官格。五年，上谓宰臣曰：“顷以边事未定，财用阙乏，自东、南两京外，命民进纳补官，及卖僧、道、尼、女冠度牒，紫、褐衣师号，寺观名额。今边鄙已宁，其悉罢之。庆寿寺、天长观岁给度牒，每道折钱二十万以赐之。”明昌二年，敕山东、河北阙食之地，纳粟补官有差。承安二年，卖度牒、师号、寺观额，复令人入粟补官。三年，西京饥，诏卖度牒以济之。　　宣宗贞祐二年，从知大兴府事胥鼎所请，定权宜鬻恩例格，进宫升职、丁忧人许应举求仕、监户从良之类，入粟草各有数。三年，制无问官民，有能劝率诸人纳物入官者，米百五十石迁官一阶，正班任使。七百石两阶，除诸司。千石三阶，除丞簿。过此数则请于朝廷议赏。推司县官有能劝二千石迁一阶，三千石两阶，以济军储。又定制，司县官能劝率进粮至五千石以上者减一资考，万石以上迁一官，减二等考，二万石以上迁一官、升一等，皆注见阙。四年，河东行省胥鼎言：“河东兵多民少，仓空岁饥。窃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，然条目至少，未尽劝率之术。今拟凡补买正班，依格止廕一名。若愿输许增廕一名。僧道已具师号者，许补买本司官。职官愿纳粟或不愿给俸及券粮者，宜量数迁加。三举终场人年五十以上，四举年四十五以上，并许入粟，该恩大小官及承应人。令译史吏员，虽未系班，亦许进纳迁官。其有品官应注诸司者，听献物借注丞簿。丞簿注县令，差使免一差。掌军官能自备刍粮者，依职官例迁官如旧。”四年，耀州僧广惠言：“军储不足，凡京府节镇以上僧道官，乞令纳粟百石。防刺郡副纲、威仪等，七十石者乃充，三十月满替。诸监寺十石，周年一代，愿复买者听。”诏从之。　　兴定元年，潞州行元帅府事粘割贞言：“近承奏格，凡去岁覃恩之官，以品从差等听其入粟，委帅府书空宣敕授之，则人无陈诉之劳，而官有储蓄矣。比年屡降覃恩，凡羁縻军职者多未暇授，若止许迁新覃，则将隔越矣。乞令计前后所该输粟积迁。”诏从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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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第三十三-金史

志第三十三 选举二 ○文武选 金制，文武选皆吏部统之。自从九品至从七品职事官，部拟。正七品以上，呈省以听制授。凡进士则授文散官，谓之文资官。自余皆武散官，谓之右职，又

见死不救的意思

志第三十二 选举一 ○进士诸科律科经童科制举武举试学士院官司天医学试科 自三代乡举里选之法废，秦、汉以来各因一代之宜，以尽一时之才，苟足于用即已，故法度之不一，其来远,

志第三十一-金史

志第三十一 食货五 ○榷场 与敌国互市之所也。皆设场官，严厉禁，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，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。熙宗皇统二年五月，许宋人之请，遂各置于两界。九月，命寿州

志第三十二

　　选举一　　○进士诸科律科经童科制举武举试学士院官司天医学试科　　自三代乡举里选之法废，秦、汉以来各因一代之宜，以尽一时之才，苟足于用即已，故法度之不一，其来远矣！在汉之世，虽有贤良方正诸科以取士，而推择为吏，由是以致公卿，公卿子弟入备宿卫，因被宠遇，以位通显。魏、晋而下互有因革，至于唐、宋，进士盛焉。当时士君子之进，不由是涂则自以为慊，此由时君之好尚，故人心之趣向然也。辽起唐季，颇用唐进士法取人，然仕于其国者，考其致身之所自，进士才十之二三耳！金承辽后，凡事欲轶辽世，故进士科目兼采唐、宋之法而增损之。其及第出身，视前代特重，而法亦密焉。若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，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，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，又欲行其国字，使人通习而不废耳。终金之代，科目得人为盛。诸宫护卫、及省台部译史、令史、通事、仕进皆列于正班，斯则唐、宋以来之所无者，岂非因时制宜，而以汉法为依据者乎？金治纯驳，议者于是每有别焉。宣宗南渡，吏习日盛，苛刻成风，殆亦多故之秋，急于事功，不免尔欤。自时厥后，仕进之歧既广，侥幸之俗益炽，军伍劳效，杂置令禄，门廕右职，迭居朝著，科举取士亦复泛滥，而金治衰矣！原其立经陈纪之初，所为升转之格，考察之方，井井然有条而不紊，百有余年才具不乏，岂非其效乎？奉诏作《金史》，志其《选举》，因得而详论之，司天、太医、内侍等法历代所有，附著于斯。鬻爵、进纳，金季之弊莫甚焉，盖由财用之不足而然也，特载《食货志》。　　金设科皆因辽、宋制，有词赋、经义、策试、律科、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，罢策试科。世宗大定十一年，创设女直进士科，初但试策，后增试论，所谓策论进士也。明昌初，又设制举宏词科，以待非常之士。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。其试词赋、经义、策论中选者，谓之进士。律科、经童中选者，曰举人。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，始置于天德三年，后定制，词赋、经义生百人，小学生百人，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、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，年十五以上者入学，不及十五者入小学。大定六年始置太学，初养士百六十人，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，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，凡四百人。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，凡十七处，共千人。初以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、并得解举人为之。后增州学，遂加以五品以上官、曾任随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孙，余官之兄弟子孙经府荐者，同境内举人试补三之一，阙里庙宅子孙年十三以上不限数，经府荐及终场免试者不得过二十人。凡试补学生，太学则礼部主之，州府则以提举学校学官主之，曾得府荐及终场举人，皆免试。　　凡经，《易》则用王弼、韩康伯注，《书》用孔安国注，《诗》用毛苌注、郑玄笺，《春秋左氏传》用杜预注，《礼记》用孔颖达疏，《周礼》用郑玄注、贾公彦疏，《论语》用何晏集注。邢昺疏，《孟子》用赵岐注，孙奭疏，《孝经》用唐玄宗注，《史记》用裴骃注，《前汉书》用颜师古注。《后汉书》用李贤注，《三国志》用裴松之注，及唐太宗《晋书》、沈约《宋书》，萧子显《齐书》、姚思廉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、魏收《后魏书》、李百药《北齐书》、令狐德棻《周书》、魏征《隋书》、新旧《唐书》、新旧《五代史》，《老子》用唐玄宗注疏，《荀子》用杨倞注，《扬子》用李轨、宋咸、柳宗元、吴秘注，皆自国子监印之，授诸学校。凡学生会课，三日作策论一道，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，三月一私试，以季月初先试赋，间一日试策论，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。遇旬休、节辰皆有假，病则给假，省亲远行则给程。犯学规者罚，不率教者黜。遭丧百日后求入学者，不得与释奠礼。凡国子学生三年不能充贡，欲就诸局承应者，学官试，能粗通大小各一经者听。　　章宗大定二十九年，上封事者乞兴学校，推行三舍法，及乡以八行贡春官，以设制举宏词。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，户部尚书邓俨等谓：“三舍之法起于宋熙宁间，王安石罢诗赋，专尚经术。太学生初补外舍，无定员。由外升内舍，限二百人。由内升上舍，限百人。各治一经，每月考试，或特免解，或保举补官。其法虽行，而多席势力、尚趋走之弊，故苏轼有‘三舍既兴，货赂公行’之语，是以元祐间罢之，后虽复，而宣和三年竟废。臣等谓立法贵乎可久，彼三舍之法委之学官选试，启侥幸之门，不可为法。唐文皇养士至八千人，亡宋两学五千人，今策论、词赋、经义三科取士，而太学所养止百六十人，外京府或至十人，天下仅及千人。今若每州设学，专除教授，月加考试，每举所取数多者赏其学官。月试定为三等籍之，一岁中频在上等者优复之，不率教、行恶者黜之，庶几得人之道也。又成周乡举里选法卒不可复，设科取士各随其时。八行者乃亡宋取《周礼》之六行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，加之中、和为八也。凡人之行莫大于孝廉，今已有举孝廉之法，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县官荐之。今制，犯十恶奸盗者不得应试，亦六德六行之遗意也。夫制举宏词，盖天子待非常之士，若设此科，不限进士，并选人试之，中选擢之台阁，则人自勉矣。”上从其议。遂计州府户口。增养士之数，于大定旧制京府十七处千人之外，置节镇、防御州学六十处，增养千人。各设教授一员，选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为之。府学二十有四，学生九百五人。大兴、开封、平阳、真定、东平府各六十人，太原、益都府各五十人，大定、河间、济南、大名、京兆府各四十人，辽阳、彰德府各三十人，河中、庆阳、临洮、河南府各二十五人，凤翔、平凉、延安、咸平、广宁、兴中府各二十人。节镇学三十九，共六百一十五人。绛、定、卫、怀、沧州各三十人，莱、密、潞、汾、冀、邢、兗州各二十五人，代、同、邠州各二十人，奉圣州十五人，余二十三节镇皆十人。防御州学二十一，共二百三十五人。博、德、洺、棣、亳各十五人，余十六州各十人。凡千八百人。　　女直学。自大定四年，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。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，诸路至三千人。九年，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，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。十三年，以策、诗取士，始设女直国子学，诸路设女直府学，以新进士为教授。国子学策论生百人，小学生百人。府州学二十二，中都、上京、胡里改、恤频、合懒、蒲与、婆速、咸平、泰州、临潢、北京、冀州、开州、丰州、西京、东京、盖州、隆州、东平、益都、河南、陕西置之。凡取国子学生、府学生之制，皆与词赋、经义生同。又定制，每谋克取二人，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，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、二十以下者充。凡会课，三日作策论一道，季月私试如汉生制。大定二十九年，敕凡京府镇州诸学，各以女直、汉人进士长贰官提控其事，具入官衔。河南、陕西女直学，承安二年罢之，余如旧。　　凡诸进士举人，由乡至府，由府至省，及殿廷，凡四试皆中选，则官之。至廷试五被黜，则赐之第，谓之恩例。又有特命及第者，谓之特恩。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，而不复黜落。凡词赋进士，试赋、诗、策论各一道。经义进士，试所治一经义、策论各一道。其设也，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，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，初无定数，亦无定期，故二年二月、八月凡再行焉。五年，以河北、河东初降，职员多阙，以辽、宋之制不同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，号为南北选。熙宗天眷元年五月，诏南北选各以经义、词赋两科取士。海陵庶人天德二年，始增殿试之制，而更定试期。三年，并南北选为一，罢经义、策试两科，专以词赋取士。贞元元年，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。正隆元年，命以《五经》、《三史》正文内出题，始定为三年一辟。　　大定四年，敕宰臣：“进士文优则取，勿限人数。”十八年，谓宰臣：“文士有偶中魁选，不问操履，而辄授翰苑之职。如赵承元，朕闻其无士行，果败露。自今榜首，先访察其乡行，可取则授以应奉，否则从常调。”十九年，谓宰臣曰：“自来御试赋题，皆士人尝拟作者。前朕自选一题，出人所不料，故中选者多名士，而庸才不及焉。是知题难则名儒亦擅场，题易则庸流易侥幸也。”平章政事唐括安礼奏曰：“臣前日言，士人不以策论为意者，正为此尔。宜各场通考，选文理俱优者。”上曰：“并答时务策，观其议论，材自可见，卿等其议之。”二十年，谓宰臣曰：“朕尝谕进士不当限数，则对以所取之外无合格文，故中选者少，岂非题难致然耶？若果多合格，而有司妄黜之，甚非理也。”又曰：“古者乡举有行者，授以官。今其考满，察乡曲实行出伦者擢之。”又曰：“旧不选策，今兼选矣。然自今府会两试不须试策，已中策后，则试以制策，试学士院官。”二十二年，谓宰臣曰：“汉进士魁，例授应奉，若行不副名，不习制诰之文者，即与外除。”二十三年，谓宰臣曰：“汉进士，皇统间人材殆不复见，今应奉以授状元，盖循资尔。制诰文字，各以职事铺叙，皆有定式，故易。至撰赦诏，则鲜有能者。”参知政事粘哥斡特剌对曰：“旧人已登第尚为学不辍，今人一及第辄废而不学，故尔。”上于听政之隙，召参知政事张汝霖、翰林直学士李晏读新进士所对策，至县令阙员取之何道？上曰：“朕夙夜思此，未知所出。”晏对曰：“臣窃念久矣！国朝设科，始分南北两选，北选词赋进士擢第一百五十人，经义五十人，南选百五十人，计三百五十人。嗣场，北选词赋进士七十人，经义三十人，南选百五十人，计二百五十人。以入仕者多，故员不阙。其后南北通选，止设词赋科，不过取六七十人，以入仕者少，故县令员阙也。”上曰：“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，毋限以数。”二十八年，复经义科。　　章宗明昌元年正月，言事者谓：“举人四试而乡试似为虚设，固当罢去。其府会试乞十人取一人，可以群经出题，而注示本传。”上是其言，诏免乡试，府试以五人取一人，仍令有司议外路添考试院，及群经出题之制。有司言：“会试所取之数，旧止五百人，比以世宗敕中格者取，乞依此制行之。府试旧六处，中有地远者，命特添三处，上京、咸平府路则试于辽阳，河东南北路则试于平阳，山东东路则试于益都。以《六经》、《十七史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及《荀》、《扬》、《老子》内出题，皆命于题下注其本传。”又谕有司曰：“举人程文所用故事，恐考试官或遽不能忆，误失人材，可自注出处，注字之误，不在涂注乙之数。”　　明昌二年，敕官或职至五品者，直赴御试。四年，平章政事守贞言：“国家官人之路，惟女直、汉人进士得人居多。诸司局承应，旧无出身，自大定后始叙使，至今鲜有可用者。近来放进士第数稍多，此举更宜增取，若会试止以五百人为限，则廷试虽欲多取，不可得也。”上乃诏有司，会试毋限人数，文合格则取。　　六年，言事者谓：“学者率恃有司全注本传以示之，故不勉读书，乞减子史注本传之制。又经义中选之文多肤浅，乞择学官，及本科人充试官。”省臣谓：“若不与本传，恐硕学者有偶忘之失，可令但知题意而已。”遂命择前经义进士为众所推者、才识优长者为学官，遇差考试官之际，则验所治经参用。词赋进士，题注本传，不得过五十字。经义进士，御试第二场，试论日添试策一道。　　承安四年，上谕宰臣曰：“一场放二状元，非是。后场廷试，令词赋、经义通试时务策，止选一状元，余虽有明经、法律等科，止同诸科而已。”至宋王安石为相，作新经，始以经义取人。且词赋、经义、人素所习之本业，策论则兼习者也。今舍本取兼习，恐不副陛下公选之意。”遂定御试同日各试本业，词赋依旧，分立甲次，第一名为状元，经义魁次之。恩例与词赋第二人同，余分为两甲中下人，并在词赋之下。五年，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，示为举人之式，试后赴省藏之。时宰臣奏：“自大定二十五年以前，词赋进士不过五百人，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数，取至五百八十六人。先承圣训合格则取，故承安二年取九百二十五人。兼今有四举终场恩例，若会试取人数过多，则涉泛滥。”遂定策论、词赋、经义人数，虽多不过六百人，少则听其阙。时太常丞郭人杰转对言，词赋举人，不得作别名兼试经义，及入学生精加试选，无至滥补。上敕宰臣曰：“近已奏定，后场词赋经义同日试之。若府会试更不令兼试，恐试经义者少，是虚设此科也。别名之弊，则当禁之。补试入学生员，已有旧条，恐行之灭裂尔，宜严防闲。”张行简转对言：“拟作程文，本欲为考试之式，今会试考试官、御试读卷官皆居显职，擢第后离笔砚久，不复常习，今临试拟作之文，稍有不工，徒起谤议。”诏罢之。　　泰和元年，平章政事徒单镒病时文之弊，言：“诸生不穷经史，唯事末学，以致志行浮薄。可令进士试策日，自时务策外，更以疑难经旨相参为问，使发圣贤之微旨、古今之事变。”诏为永制。先尝敕乐人不得举进士，而奴免不良者则许之。尚书省奏：“旧称工乐，谓配隶之色及倡优之家。今少府监工匠，太常大乐署乐工，皆民也，而不得与试。前代令诸选人身及祖、父曾经免为良者，虽在官不得居清贯及临民，今反许试，诚玷清论。”诏遂定制，放良人不得应诸科举，其子孙则许之。上又谓：“德行才能非进士科所能尽，可通行保举之制。省奏：“在《周礼》，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。”所谓万民，农工商贾皆是也。前代立贤无方，如版筑之士、鼓刀之叟，垂光简策者不可胜举。今草泽隐逸才行兼备者，令谋克及司县举，按察司具闻，以旌用之，既有已降令文矣。”上命复宣旨以申之。　　宣宗贞祐二年，御史台言：“明年省试以中都、辽东、西北京等路道阻，宜于中都、南京两处试之。”三年，谕宰臣曰：“国初设科，素号严密，今闻会试至于杂坐喧哗，何以防弊？”命治考官及监察罪。兴定二年，御史中丞把胡鲁言：“国家数路收人，惟进士之选最为崇重，不求备数，惟务得贤。今场会试，策论进士不及二人取一人，词赋、经义二人取一，前虽有圣训，当依大定之制，中选即收，无问多寡，然大定间赴试者或至三千，取不过五百。泰和中，策论进士三人取一，词赋、经义四人取一，向者贞祐初，诏免府试，赴会试者几九千人。而取八百有奇，则是十之一而已。时已有依大定之制，亦何尝二人取一哉！今考官泛滥如此，非所以为求贤也。宜于会试之前，奏请所取之数，使恩出于上可也。”诏集文资官议，卒从泰和之例。又谓宰臣曰：“从来廷试进士，日晡后即遣出宫，恐文思迟者不得尽其才，令待至暮时。”特赐经义进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，上览其程文，爱其辞藻，咨叹久之。因怪学者益少，谓监试官左丞高汝砺曰：“养士学粮，岁稍丰熟即以本色给之，不然此科且废矣！”五年，省试经义进士，考官于常格外多取十余人，上命以特恩赐第。又命河北举人今府试中选而为兵所阻者，免后举府试。　　策论进士，选女直人之科也。始大定四年，世宗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。每谋克选二人习之。寻欲兴女直字学校，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，诸路至三千人。九年，选异等者百人，荐于京师，廪给之。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，作诗、策，后复试，得徒单镒以下三十余人。十一年，始议行策选之制，至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，以五百字以上成，免乡试府试，止赴会试御试。且诏京师女直国子学，诸路设女直府学，拟以新进士充教授，以教士民子弟之愿学者。俟行之久学者众，则同汉进士三年一试之制。乃就悯忠寺试徒单镒等，其策曰：“贤生于世，世资于贤，世未尝不生贤，贤未尝不辅世。盖世非无贤，惟用与否。若伊尹之佐成汤，傅说之辅高宗，吕望之遇文王，皆起耕筑渔钓之间，而其功业卓然，后世不能企及者，盖殷、周之君能用其人，尽其才也。本朝以神武定天下，圣上以文德绥海内，文武并用，言小善而必从，事小便而不弃，盖取人之道尽矣！而尚忧贤能遗于草泽者，今欲尽得天下之贤用之，又俾贤者各尽其能，以何道而臻此乎？”悯忠寺旧有双塔，进士入院之夜半，闻东塔上有声如音乐，西入宫。考试官侍御史完颜蒲涅等曰：“文路始开而有此，得贤之祥也。”中选者得徒单镒以下二十七人。十六年，命皇家两从以上亲及宰相子，直赴御试。皇家袒免以上亲及执政官之子，直赴会试。至二十年，以徒单镒等教授中外，其学大振。遂定制，今后以策、诗试三场，策用女直大字，诗用小字，程试之期皆依汉进士例。省臣奏：“汉人进士来年三月二十日乡试，八月二十日府试，次年正月二十日会试，三月十二日御试。”敕以来年八月二十五日于中都、上京、咸平、东平府等路四处府试，余从前例。上曰：“契丹文字年远，观其所撰诗，义理深微，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，今虽立女直字科，虑女直字创制日近，义理未如汉字深奥，恐为后人议论。”丞相守道曰：“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。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。圣主天姿明哲，令译经教天下，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！”上曰：“其同汉人进士例。译作程文，俾汉官览之。”二十二年三月，策试女直进士。至四月癸丑，上谓宰臣曰：“女直进士试已久矣，何尚未考定？”参知政事斡特剌对曰：“以其译付看故也。”上令速之。二十三年，上曰：“女直进士设科未久，若令积习精通，则能否自见矣。”二十八年，谕宰臣曰：“女直进士惟试以策，行之既久，人能预备，今若试以经义可乎？”宰臣对曰：“《五经》中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已译之矣，俟译《诗》、《礼》毕，试之可也。”上曰：“大经义理深奥，不加岁月不能贯通。今宜于经内姑试以论题，后当徐试经义也。”　　章宗大定二十九年，诏许诸人试策论进士举。七月，省奏：“如诗、策、论俱作一日程试，恐力有不逮。诗、策作一日，论作一日，以诗、策合格为中选，而以论定其名次。上曰：“论乃新添，至第三举时当通定去留。”明昌元年，猛安谋克愿试进士者拟依余人例，不可令直赴御试。”上曰：“是止许女直进士，毋令试汉进士也。”又定制，余官第五品散阶，令直赴会试，官职俱至五品，令直赴御试。承安二年，敕策论进士限丁习学。遂定制，内外官员、诸局分承应人、武卫军、若猛安谋克女直及诸色人，户止一丁者不许应试，两丁者许一人，四丁二人，六丁以上止许三人。三次终场，不在验丁之限。三年，定制，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，试进士举，于府试十日前，委佐贰官善射者试射。其制，以六十步立垛，去射者十五步对立两竿，相去二十步，去地二丈，以绳横约之。弓不限强弱，不计中否，以张弓巧便、发箭迅正者为熟闲。射十箭中两箭，出绳下至垛者为中选。余路委提刑司，在都委监察体究。如当赴会试御试者，大兴府佐贰官试验，三举终场者免之。四年，礼部尚书贾铉言：“策论进士程试弓箭，其两举终场及年十六以下未成丁者，若以弓箭退落，有失贤路。乞于及第后试之，中者别加任使，或升迁，否者降之。”省臣谓：“旧制三举终场免试，今两举亦免之，未可。若以未成丁免试，必有妄匿年者，如果幼，使徐习未晚也。至于及第后试验升降，则已有定格矣。”诏从旧制。在泰和格，复有以时务策参以故事，及疑难经旨为问之制。　　宣宗南迁，兴定元年，制中都、西京等路，策论进士及武举人权于南京、东平、婆速、上京四处府试。五年，上赐进士斡勒业德等二十八人及第。上览程文，怪其数少，以问宰臣，对曰：“大定制随处设学，诸谋克贡三人或二人为生员，赡以钱米。至泰和中，人例授地六十亩。所给既优，故学者多。今京师虽存府学，而月给通宝五十贯而已。若于诸路总管府、及有军户处置学养之，庶可加益。京师府学已设六十人，乞更增四十人。中京、亳州、京兆府并置学官于总府，以谋克内不隶军籍者为学生，人畀地四十亩。汉学生在京者亦乞同此，余州府仍旧制。”上从之。　　凡会试之数，大定二十五年，词赋进士不得过五百人。二十八年，以不限人数，遂至五百八十六人。章宗令合格则取，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。时以复加四举终场者，数太滥，遂命取不得过六百人。泰和二年，上命定会试诸科取人之数，司空襄言：“试词赋、经义者多，可五取一。策论绝少，可四取一。恩榜本以优老于场屋者。四举受恩则太优，限以年则碍异材。可五举则授恩。”平章徒单镒等言：“大定二十五年至明昌初，率三四人取一。”平章张汝霖亦言：“五人取一，府试百人中才得五耳。”遂定制，策论三人取一，词赋、经义五人取一，五举终场年四十五以上、四举终场年五十以上者受恩。　　凡考试官，大定间，府试六处，各差词赋试官三员，策论试官二员。明昌初，增为九处，路各差九员，大兴府则十一员。承安四年，又增太原为十处。有司请省之，遂定策论进士女直经童千人以上差四员，五百人以上三员，不及五百二员。各以职官高者一人为考试官，余为同考试官。词赋进士与律科举人共及三千以上五员，二千四员，不及二千三员。经义进士及经童举人千人四员，五百以上三员，百人以上二员，不及百人以词赋考官兼之。后又定制，策论试官，上京、咸平、东平各三员，北京、西京、益都各二员。律科，监试官一员，试律官二员，隶词赋考试院。经童，试官一员，隶经义考试院，与会试同。其弥封并誊录官、检搜怀挟官、自余修治试院、监押门官，并如会试之制。大定二十年，上以往岁多以远地官考试不便，遂命差近者。　　凡会试，知贡举官、同知贡举官，词赋则旧十员，承安五年为七员。经义则六员，承安五年省为四员。诠读官二员。泰和三年，上以弥封官渫语于举人，敕自今女直司则用右选汉人封，汉人司则以女直司封。宣宗贞祐三年，以会试赋题已曾出，而有犯格中选者，复以考官多取所亲，不怒其不公，命究治之。　　凡御试，读卷官，策论、词赋进士各七员，经义五员，余职事官各二员。制举宏词共三员。泰和七年，礼部尚书张行简言：“旧例，读卷官不避亲，至有亲人，或有不敢定其去留，或力加营护，而为同列所疑。若读卷官不用与进士有亲者，则读卷之际得平心商确。”上遂命临期多拟，其有亲者汰之。　　凡府试策论进士，大定二十年定以中都、上京、咸平、东平四处。至明昌元年，添北京、西京、益都为七处，兼试女直经童。凡上京、合懒、速频、胡里改、蒲与、东北招讨司等路者，则赴会宁府试。咸平、隆州、婆速、东京、盖州、懿州者，则赴咸平府试。中都、河北东西路者，则赴大兴府试。西京并西南、西北二招讨司者，则赴大同府试。北京、临潢、宗州、兴州、全州者，则赴大定府试。山东西、大名、南京者，则赴东平府试。山东东路则试于益都。凡词赋、经义进士及律科、经童府试之处，大定间，大兴、大定、大同、开封、东平、京兆凡六处。明昌初，增辽阳，平阳，益都为九处。承安四年复增太原为十。中都、河北则试于大兴府，上京、东京、咸平府等路则试于辽阳府，余各试于其境。　　凡乡试之期，以三月二十日。府试之期，若策论进士则以八月二十日试策，间三日试诗。词赋进士则以二十五日试赋及诗，又间三日试策论。经义进士又间词赋后三日试经义，又三日试策。次律科，次经童，每场皆间三日试之。会试，则策论进士以正月二十日试策，皆以次间三日，同前。御试，则以三月二十日策论进士试策，二十三日试诗论，二十五日词赋进士试赋诗论，而经义进士亦以是日试经义，二十七日乃试策论。若试日遇雨雪，则候晴日。御试唱名后，试策则禀奏，宏词则作二日程试。旧制，试女直进士在再试汉进士后。大定二十九年以复设经义科，更定是制。　　凡监检之制，大兴府则差武卫军。余府则于附近猛安内差摘，平阳府则差顺德军。凡府会试，每四举人则差一人，复以官一人弹压。御试策进士则差弩手及随局承应人，汉进士则差亲军，人各一名，皆用不识字者，以护卫十人。亲军百人长、五十人长各一人巡护。泰和元年，省臣奏：“搜检之际虽当严切，然至于解发袒衣，索及耳鼻，则过甚矣，岂待士之礼哉！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尝依前故事，使就沐浴，官置衣为之更之，既可防滥，且不亏礼。”上从其说，命行之。　　恩例。明昌元年，定制，省元直就御试，不中者许缀榜未。解元但免府试，四举终场依五举恩例，所试文卷惟犯御名庙讳、不成文理者则黜之，余并以文之优劣为次。仍一日试三题，其五举者止试赋诗，女直进士亦同此例。承安五年，敕进士四举该恩，词赋、经义当以各科为场数，不得通数。又恩榜人应授官者，监试官于试时具数以奏，特恩者授之。泰和三年，以经义会元与策论词赋进士不同，若御试被黜则附榜末，为太优，若同恩例，又与四举者不同。遂定制，依曾经府试解元免府试之例。会试下第，再举直赴御试。　　律科进士，又称为诸科，其法以律令内出题，府试十五题，每五人取一人。大定二十二年定制，会试每场十五题，三场共通三十六条以上，文理优、拟断当、用字切者，为中选。临时约取之，初无定数。其制始见于海陵庶人正隆元年，至章宗大定二十九年，有司言：“律科止知读律，不知教化之源，可使通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以涵养其气度。”遂令自今举后，复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内试小义一道，府会试别作一日引试，命经义试官出题，与本科通考定之。　　经童之制，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，能诵二大经、三小经，又诵《论语》诸子及五千字以上，府试十五题通十三以上，会试每场十五题，三场共通四十一以上，为中选。所贵在幼而诵多者，若年同，则以诵大经多者为最。初，天会八年时，太宗以东平童子刘天骥，七岁能诵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及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上命教养之，然未有选举之制也。熙宗即位之二年，诏辟贡举，始备其列，取至百二十二人。天德间，废之。章宗大定二十九年，上谓宰臣曰：“经童岂遽无人，其议复置。”明昌元年，益都府申：“童子刘住兒年十一岁，能诗赋，诵大小六经，所书行草颇有法，孝行夙成，乞依宋童子李淑赐出身，且加以恩诏。”召至内殿，试《凤凰来仪》赋、《鱼在藻》诗，又令赋《旱》诗，上嘉之，赐本科出身，给钱粟官舍，令肄业太学。明昌三年，平章政事完颜守贞言：“经童之科非古也，自唐诸道表荐，或取五人至十人。近代宋仁宗以为无补，罢之。本朝皇统间取五十人，因以为常，天德时复废。圣主复置，取以百数，恐久积多，不胜铨拟，乞谕旨约省取之。”上曰：“若所诵皆及格，何如？”守贞曰：“视最幼而诵不讹者精选之，则人数亦不至多也。”复问参知政事胥持国，对曰：“所诵通否易见，岂容有滥。”上曰：“限以三十或四十人，若百人皆通，亦可复取其精者。”持国曰：“是科盖资教之术耳。夫幼习其文，长玩其义，使之莅政，人格出焉。如中选者，加之修习进士举业，则所记皆得为用。臣谓可勿令遽登仕途，必习举业，而后官使之可也。若能擢进士第，自同进士任用。如中府荐或会试，视其次数，优其等级。几举不得荐者，从本出身，似可以激劝而得人矣！”诏议行之。　　制举有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、博学宏材、达于从政等科，试无常期。上意欲行，即告天下。听内外文武六品以下职官无公私过者，从内外五品以上官荐于所属，诏试之。若草泽士，德行为乡里所服者，则从府州荐之。凡试，则先投所业策论三十道于学士院，视其词理优者，委官以群经子史内出题，一日试论三道，如可，则庭试策一道，不拘常务，取其无不通贯者，优等迁擢之。宏词科试诏、诰、章、表、露布、檄书，则皆用四六；诫、谕、颂、箴、铭、序、记，则或依古今体，或参用四六。于每举赐第后进士及在官六品以下无公私罪者，在外官荐之，令试策官出题就考，通试四题，分二等迁擢之。二科皆章宗明昌元年所创者也。　　武举，尝设于皇统时，其制则见于《泰和式》，有上中下三等。能挽一石力弓，以重七钱竹箭，百五十步立贴，十箭内，府试欲中一箭，省试中二箭，程试中三箭。又远射二百二十步垛，三箭内一箭至者。又百五十步内，每五十步设高五寸、长八寸卧鹿二，能以七斗弓、二大凿头铁箭驰射，府试则许射四反，省试三反，程试二反，皆能中二箭者。又百五十步内，每三十步，左右错置高三尺木偶人戴五寸方板者四，以枪驰刺，府试则许驰三反，省试二反，程试三反，左右各刺落一板者。又依廕例问律一条，又问《孙》、《吴》书十条，能说五者，为上等。凡程试，若一有不中者，皆黜之。若射贴弓八斗，远射二百一十步，射鹿弓六斗，《孙》、《吴》书十条通四，为中等。射贴弓七斗，远射二百五步，射鹿弓五斗，《孙》、《吴》书十条通三，为下等。解律、刺板，皆欲同前。凡不知书者，虽上等为中，中则为下。凡试中中下，愿再试者听。旧制，就试上等不中，不许再试中下等。泰和元年，定制，不分旧等，但从所愿，试中则以三等为次。二年，省奏：“武举程式当与进士同时，今年八月府试，欲随路设考试所，临期差官，恐以创立未见应试人数，遂权令各处就考之。”宣宗贞祐三年，同进士例，赐敕命章服。时以随处武举入试者，自非见居职任及已用于军前者，令郡县尽遣诣京师，别为一军，以备缓急。其被荐而未授官者，亦量材任之。元光二年，东京总帅纥石烈牙吾塔言：“武举入仕，皆授巡尉军辖，此曹虽善骑射，不历行阵，不知军旅，一旦临敌，恐致败事。乞尽括付军前为长校，俟有功则升之。”宰臣奏：“国家设此科与进士等，而欲尽置军中，非奖进人材之道。”遂籍丁忧、待阙、去职者付之。　　试学士院官。大定二十八年，敕设科取士为学士院官。礼部下太常，按唐典，初入学士院例先试，今若于进士已仕者，以随朝六品，外路五品职事官荐，试制诏诰等文字三道，取文理优者充应奉。由是翰苑之选为精。明昌五年，以学士院撰文字人少，命尚书省访有文采者勾取权试之。　　凡司天台学生，女直二十六人，汉人五十人，听官民家年十五以上，三十以下试补。又三年一次，选草泽人试补。其试之制，以《宣明历》试推步，及《婚书》、《地理新书》试合婚、安葬，并《易》筮法，六壬课、三命五星之术。凡医学十科，大兴府学生三十人，余京府二十人，散府节镇十六人，防御州十人，每月试疑难，以所对优劣加惩劝，三年一次试诸太医，虽不系学生，亦听试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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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录卷之五百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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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死不救的意思

志第三十 食货四 ○盐 金制，榷货之目有十，曰酒、曲、茶、醋、香、矾、丹、锡、铁，而盐为称首。贞元初，蔡松年为户部尚书，始复钞引法，设官置库以造钞、引。钞，合盐司簿之,

志第三十二-金史

志第三十二 选举一 ○进士诸科律科经童科制举武举试学士院官司天医学试科 自三代乡举里选之法废，秦、汉以来各因一代之宜，以尽一时之才，苟足于用即已，故法度之不一，其来远

志第三十

　　食货四　　○盐　　金制，榷货之目有十，曰酒、曲、茶、醋、香、矾、丹、锡、铁，而盐为称首。贞元初，蔡松年为户部尚书，始复钞引法，设官置库以造钞、引。钞，合盐司簿之符。引，会司县批缴之数。七年一厘革之。初，辽、金故地滨海多产盐，上京、东北二路食肇州盐，速频路食海盐，临潢之北有大盐泺，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，皆足以食境内之民，尝征其税。及得中土，盐场倍之，故设官立法加详焉。然而增减不一，废置无恆，亦随时救弊而已。益都、滨州旧置两盐司，大定十三年四月，并为山东盐司。二十一年沧州及山东各务增羡，冒禁鬻盐，朝论虑其久或隳法，遂并为海丰盐使司。十一月，又并辽东等路诸盐场，为两盐司。大定二十五年，更狗泺为西京盐司。是后惟置山东、沧、宝坻、莒、解、北京、西京七盐司。　　山东、沧、宝坻斤三百为袋，袋二十有五为大套，钞、引、公据三者俱备然后听鬻。小套袋十，或五、或一，每套钞一，引如袋之数。宝坻零盐较其斤数，或六之三，或六之一，又为小钞引给之，以便其鬻。解盐斤二百有五十为一席，席五为套，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，其输粟於陕西军营者，许以公牒易钞引。西京等场盐以石计，大套之石五，小套之石三。北京大套之石四，小套之石一。辽东大套之石十，皆套一钞，石一引。零盐积十石，亦一钞而十引。　　其行盐之界，各视其地宜。山东、沧州之场九，行山东、河北、大名、河南、南京、归德诸府路，及许、亳、陈、蔡、颍、宿、泗、曹、睢、钧、单、寿诸州。莒之场十二，涛洛场行莒州，临洪场行赣榆县，独木场行海州司候司、朐山、东海县，板浦场行涟水、沐阳县，信阳场行密州，之五场又与大盐场通行沂、邳、徐、宿、泗、滕六州。西由场行莱州录事司及招远县，衡村场行既墨、莱阳县，之二场钞引及半袋小钞引，听本州县鬻之。宁海州五场皆鬻零盐，不用引目。黄县场行黄县，巨风场行登州司候司、蓬莱县，福山场行福山县，是三场又通行旁县栖霞。宁海州场行司候司、牟平县，文登场行文登县。宝坻盐行中都路，平州副使于马城县置局贮钱。解盐行河东南北路，陕西东、及南京河南府、陕、郑、唐、邓、嵩、汝诸州。西京、辽东盐各行其地。北京宗、锦之末盐，行本路及临潢府、肇州、泰州之境，与接壤者亦预焉。　　世宗大定三年二月，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，命猛安谋克巡捕。三年十一月，诏以银牌给益都、滨、沧盐使司。十一年正月，用西京盐判宋俣言，更定狗泺盐场作六品使司，以俣为使，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，以是岁入钱为定额。四月，以乌古里石垒民饥，罢其盐池税。十二年十月，诏西北路招讨司猛安所辖贫及富人奴婢，皆给食盐。宰臣言：“去盐泺远者，所得不偿道里之费。”遂命计口给直，富家奴婢二十口止。　　十三年二月，并榷永盐为宝坻使司，罢平、滦盐钱。沧州旧废海阜盐场，三月，州人李格请复置，诏遣使相视。有司谓：“是场兴则损沧盐之课，且食盐户仍旧，而盐货岁增，必徒多积而不能售。”遂寝其议。三月，大盐泺设盐税官。复免乌古里石垒部盐池之税。二十一年八月，参知政事梁肃言：“宝坻及傍县多阙食，可减盐价增粟价，而以粟易盐。”上命宰臣议，皆谓：“盐非多食之物，若减价易粟，恐久而不售，以至亏课。今岁粮以七十余万石至通州，比又以恩、献等六州粟百余万石继至，足以赈之，不烦易也。”遂罢。十二月，罢平州椿配盐课。二十三年七月，博兴县民李孜收日炙盐，大理寺具私盐及刮咸土二法以上。宰臣谓非私盐可比，张仲愈独曰：“私盐罪重，而犯者犹众，不可纵也。”上曰：“刮硷非煎，何以同私？”仲愈曰：“如此则渤海之人恣刮硷而食，将侵官课矣。”力言不已，上乃以孜同刮硷科罪。后犯则同私盐法论。　　十一月，张邦基言：“宝坻盐课，若每石收正课百五十斤，虑有风干折耗。”遂令石加耗盐二十二斤半，仍先一岁贷支偿直，以优灶户。　　二十四年七月，上在上京，谓丞相乌古论元忠等曰：“会宁尹蒲察通言，其地猛安谋克户甚艰。旧速频以东食海盐。蒲与、胡里改等路食肇州盐，初定额万贯，今增至二万七千。若罢盐引，添灶户，庶可易得。”元忠对曰：“已尝遣使咸平府以东规画矣。”上曰：“不须待此，宜亟为之。”通又言：“可罢上京酒务，听民自造以输税。”上曰：“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，后以不便罢之，今岂可令民自沽耶？”二十五年十月，上还自上京，谓宰臣曰：“朕闻辽东，凡人家食盐，但无引目者，既以私治罪。夫细民徐买食之，何由有引目。可止令散办，或询诸民，从其所欲。”因为之罢北京、辽东盐使司。二十八年，尚书省论盐事，上曰：“盐使司虽办官课，然素扰民。盐官每出巡，而巡捕人往往私怀官盐，所至求贿及酒食，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。盐司苟图羡增，虽知其诬亦复加刑。宜令别设巡捕官，勿与盐司关涉，庶革其弊。”五月，创巡捕使，山东、沧、宝坻各二员，解、西京各一员。山东则置于潍州、招远县，沧置于深州及宁津县，宝坻置于易州及永济县，解置于澄城县，西京置于兜答馆，秩从六品，直隶省部，各给银牌，取盐使司弓手充巡捕人，且禁不得于人家搜索，若食盐一斗以下不得究治，惟盗贩煮则捕之，在三百里内者属转运司，外者即随路府提点所治罪，盗课盐者亦如之。　　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，上朝隆庆宫，谕有司曰：“比因猎，知百姓多有盐禁获罪者，民何以堪？朕欲令依平、滦、太原均办例，令民自煎，其令百官议之。”十二月，户部尚书郑俨等谓：“若令民计口定课，民既输干办钱，又必别市而食，是重费民财，而徒增煎贩者之利也。且今之盐价，盖昔日钱币易得之时所定，今日与向不同，况太平日久，户口蕃息，食盐岁课宜有羡增，而反无之，何哉？缘官估高，贫民利私盐之贱，致亏官课尔。近已减宝坻、山东、沧盐价斤为三十八文，乞更减去八文，岁不过减一百二十余万贯，官价既贱，所售必多，自有羡余，亦不全失所减之数。况今府库金银约折钱万万贯有奇，设使盐课不足，亦足补百有余年之经用，若量入为出，必无不足之患。乞令平、滦干办盐课亦宜减价，各路巡盐弓手不得自专巡捕，庶革诬罔之弊。”礼部尚书李晏等曰：“所谓干办者，既非美名，又非良法。必欲杜绝私煮盗贩之弊，莫若每斤减为二十五文，使公私价同，则私将自己。又巡盐兵吏往往挟私盐以诬人，可令与所属司县期会，方许巡捕，违者按察司罪之。”刑部尚书郭邦杰等则谓：“平、滦濒海及太原卤地可依旧干办，余同俨议。”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谓：“私煎盗贩之徒，皆知禁而犯之者也。可选能吏充巡捕使，而不得入人家搜索。”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每斤减为二十文，罢巡盐官。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以干办为便。宰臣奏：“以每斤官本十文，若减作二十五文，似为得中。巡盐弓手可减三分之一，盐官出巡须约所属同往，不同获者不坐。可自来岁五月一日行之。”上遂命宝坻、山东、沧盐每斤减为三十文，已发钞引未支者准新价足之，余从所请。　　十二月，遂罢西京、解盐巡捕使。时既诏罢干办盐钱，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、广宁推官宋扆议北京、辽东盐司利病，遂复置北京、辽东盐使司，北京路岁以十万余贯为额，辽东路以十三万为额。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。　　明昌元年七月，上封事者言河东北路干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，以故民多逃徙，乞缓其征督。上命俟农隙遣使察之。十二月，定禁司县擅科盐制。二年五月，省臣以山东盐课不足，盖由盐司官出巡不敢擅捕，必约所属同往，人不畏故也。遂诏，自今如有盗贩者，听盐司官辄捕。民私煮及藏匿，则约所属搜索。巡尉弓兵非与盐司相约，则不得擅入人家。三年六月，孙即康等同盐司官议：“军民犯私盐，三百里内者盐司按罪，远者付提点所，皆征捕获之赏于贩造者。猛安谋克部人煎贩及盗者，所管官论赎，三犯杖之，能捕获则免罪。又滨州渤海县永和镇去州远，恐藏盗及私盐，可改为永丰镇与曹子山村，各创设巡检，山东、宝坻、沧盐司判官乞升为从七品，用进士。”上命猛安谋克杖者再议，余皆从之。尚书省奏：“山东滨、益九场之盐行于山东等六路，涛洛等五场止行于沂、邳、徐、宿、滕、泗六州，各有定课，方之九场，大课不同。若令与九场通比增亏。其五场官恃彼大课，恐不用力，转生奸弊。”遂定令五场自为通比。旧法与盐司使副通比，故至是始改焉。　　五年正月，八小场盐官左荜等，以课不能及额，缴进告敕。遂遣使按视十三场再定，除涛洛等五场系设管勾，可即日恢办，乃以荜所告八场，从大定二十六年制，自见管课，依新例永相比磨。户部郎中李敬义等言：“八小场今新定课有减其半者，如使俱从新课，而旧课已办入官，恐所减钱多，因而作弊，而所收钱数不复尽实附历纳官。”遂从明昌元年所定酒税院务制，令即日收办。　　十一月，以旧制猛安谋克犯私盐酒曲者，转运司按罪，遂更定军民犯私盐者皆令属盐司，私酒曲则属转运司，三百里外者则付提点所，若逮问犯人而所属吝不遣者徒二年。　　十二月，尚书省议山东、沧州旧法每一斤钱四十一文，宝坻每一斤四十三文，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，减为三十文，计减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。后以国用不充，遂奏定每一斤复加三文为三十三文。至承安三年十二月，尚书省奏：“盐利至大，今天下户口蕃息，食者倍于前，军储支引者亦甚多，况日用不可阙之物，岂以价之低昂而有多寡也。若不随时取利，恐徒失之。”遂复定山东、宝坻、沧州三盐司价每一斤加为四十二文。解州旧法每席五贯文，增为六贯四百文。辽东、北京旧法每石九百文，增为一贯五百文。西京煎盐旧石二贯文，增为二贯八百文，捞盐旧一贯五百文，增为二贯文，既增其价，复加其所鬻之数。七盐司旧课岁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，至是增为一千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。山东旧课岁入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，增为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。沧州旧课岁入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，增为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。宝坻旧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，增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。解州旧入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，增为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。辽东旧入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，增为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。北京旧入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，增为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。西京旧入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，增为二十八万二百六十四贯六百八文。　　四月，宰臣奏：“在法，猛安谋克有告私盐而不捕者杖之，其部人有犯而失察者，以数多寡论罪。今乃有身犯之者，与犯私酒曲、杀牛者，皆世袭权贵之家，不可不禁。”遂定制徒年、杖数，不以赎论，不及徒者杖五十。　　八月，命山东、宝坻、沧州三盐司，每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县巡察私盐。　　泰和元年九月，省臣以沧、滨两司盐袋，岁买席百二十万，皆取于民。清州北靖海县新置沧盐场，本故猎地，沮洳多芦，宜弛其禁，令民时采而织之。　　十一月，陕西路转运使高汝砺言：“旧制，捕告私盐酒曲者，计斤给赏钱，皆征于犯人。然盐官获之则充正课，巡捕官则不赏。巡捕军则减常人之半，免役弓手又半之，是罪同而赏异也。乞以司县巡捕官不赏之数，及巡捕弓手所减者，皆征以入官，则罪赏均矣。”诏从之。三年二月，以解盐司使治本州，以副治安邑。十一月，定进士授盐使司官，以榜次及入仕先后拟注。　　四年六月，以七盐使司课额七年一定为制，每斤增为四十四文，时桓州刺史张炜乞以盐易米，诏省臣议之。　　六月，诏以山东、沧州盐司自增新课之后，所亏岁积，盖官既不为经画，而管勾、监同与合干人互为奸弊，以致然也。即选才干者代两司使副，以进士及部令史、译人、书史、译史、律科、经童、诸局分出身之廉慎者为管勾，而罢其旧官。　　十月，西北路有犯花硷禁者，欲同盐禁罪，宰臣谓：“若比私盐，则有不同。”诏定制，收硷者杖八十，十斤加一等，罪止徒一年，赏同私矾例。五年六月，以山东、沧州两盐司侵课，遣户部员外郎石铉按视之，还言令两司分办为便。诏以周昂分河北东西路、大名府、恩州、南京、睢、陈、蔡、许、颍州隶沧盐司，以山东东西路、开、濮州、归德府、曹、单、亳、寿、泗州隶山东盐司，各计口承课。十月，签河北东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张德辉言：“海壖人易得私盐，故犯法者众，可量户口均配之。”尚书省命山东按察司议其利便，言：“莱、密等州比年不登，计口卖盐所敛虽微，人以为重，恐致流亡。且私煮者皆无籍之人，岂以配买而不为哉！”遂定制，命与沧盐司皆驰驿巡察境内。　　六年三月，右丞相内族宗浩、参知政事贾铉言：“国家经费惟赖盐课，今山东亏五十余万贯，盖以私煮盗贩者成党，盐司既不能捕，统军司、按察司亦不为禁，若止论犯私盐者之数，罚俸降职，彼将抑而不申，愈难制矣！宜立制，以各官在职时所增亏之实，令盐司以达省部，以为升降。”遂诏诸统军、招讨司，京府州军官，所部有犯者，两次则夺半月俸，一岁五次则奏裁，巡捕官但犯则的决，令按察司御史察之。　　四月，从涿州剌史夹谷蒲乃言，以莱州民所纳盐钱听输丝绵银钞。七年九月，定西北京、辽东盐使判官及诸场管勾，增亏升降格，凡文资官吏员，诸局署承应人、应验资历注者，增不及分者升本等首，一分减一资，二分减两资，迁一官，四分减两资，迁两官，亏则视此为降。如任回验官注拟者，增不及分升本等首，一分减一资，二分减一资、迁一阶，四分减两资、迁两阶，亏者亦视此为降。　　十二月，尚书省以卢附翼所言，遂定制灶户盗卖课盐法，若应纳盐课外有余，则尽以申官，若留者减盗一等。若刮硷土煎食之，采黄穗草烧灰淋卤，及以酵粥为酒者，杖八十。八年七月，宋克俊言：“盐管勾自改注进士诸科人，而监官有失超升县令之阶，以故怠而亏课，乞依旧为便。”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时，选当时到部人截替，遂拟以秋季到部人注代。八年七月，诏沿淮诸榷场，听官民以盐市易。　　宣宗贞祐二年十月，户部言：“阳武、延津、原武、荥泽、河阴诸县饶硷卤，民私煎不能禁。”遂诏置场，设判官、管勾各一员，隶户部。既而，御史台奏：“诸县皆为有力者夺之，而商贩不行。”遂敕御史分行申明禁约。三年十二月，河东南路权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：“绛、解民多业贩盐，由大阳关以易陕、虢之粟，及还渡河，而官邀籴其八，其旅费之外所存几何？而河南行部复自运以易粟于陕，以尽夺民利。比岁河东旱蝗，加以邀籴，物价踊贵，人民流亡，诚可闵也。乞罢邀籴，以纾其患。”四年七月，庆寿又言：“河中乏粮，既不能济，而又邀籴以夺之。夫盐乃官物，有司陆运至河，复以舟达京兆、凤翔，以与商人贸易，艰得而甚劳。而陕西行部每石复邀籴二斗，是官物而自籴也。夫盐乃官物，有司陆运至河，复以舟达京兆、凤翔，以与商人贸易，艰得而甚劳。而陕西行部每石复邀籴二斗，是官物而自籴也。夫转盐易物，本济河中，而陕西复强取之，非夺而何？乞彼此壹听民便，则公私皆济。”上从之。兴定二年六月，以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卢进建言：“绥德之嗣武城、义合、克戎寨近河地多产盐，请设盐场管勾一员，岁获十三万余斤，可输钱二万贯以佐军。”三年，诏用其言，设官鬻盐给边用。四年，李复享言：“以河中西岸解盐旧所易粟麦万七千石充关东之用。”寻命解盐不得通陕西，以北方有警，河禁方急也。元光二年内族讹可言，民运解盐有助军食，诏修石墙以固之。　　○酒　　金榷酤因辽、宋旧制，天会三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。世宗大定三年，诏宗室私酿者，从转运司鞫治。三年，省奏中都酒户多逃，以故课额愈亏。上曰：“此官不严禁私酿所致也。”命设军百人，隶兵马司，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，虽权要家亦许搜索。奴婢犯禁，杖其主百。且令大兴少尹招复酒户。八年，更定酒使司课及五万贯以上，盐场不及五万贯者，依旧例通注文武官，余并右职有才能，累差不亏者为之。九年，大兴县官以广阳镇务亏课，而惧夺其俸，乃以酒散部民，使输其税。大理寺以财非入己，请以赎论。上曰：“虽非私赃，而贫民亦被其害，若止从赎，何以惩后。”特命解职。二十六年，省奏盐铁酒曲自定课后，增各有差。上曰：“朕顷在上京，酒味不嘉。朕欲如中都曲院取课，庶使民得美酒。朕日膳亦减省，尝有一公主至，而无余膳可与。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难哉！虑费用皆出于民，不忍为也。监临官惟知利己，不知利何从来？若恢办增羡者酬迁，亏者惩殿，仍更定并增并亏之课，无失元额。如横班只亏者，与余差一例降罚，庶有激劝。且如功酬合办二万贯，而止得万七八千，难迭两酬者，必止纳万贯，而辄以余钱入己。今后可令见差使内不迭酬余钱，与后差使内所增钱通算为酬，庶钱可入官。及监官食直，若不先与，何以责廉。今后及格限而至者，即用此法。”又奏罢杓栏人。二十七年，议以天下院务，依中都例，改收曲课，而听民酤。户部遣官询问辽东来远军，南京路新息、虞城，西京路西京酒使司、白登县、迭剌部族、天成县七处，除税课外，愿自承课卖酒。上曰：“自昔监官多私官钱，若令百姓承办，庶革此弊。其试行之。”　　明昌元年正月，更定新课，令即日收办。中都曲使司，大定间，岁获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，承安元年岁获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。西京酒使司，大定间，岁获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，承安元年岁获钱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。七月，定中都曲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为界，通比均取一年之数为额。五年四月，省奏：“旧随处酒税务，所设杓栏人，以射粮军历过随朝差役者充，大定二十六年罢去，其随朝应役军入，各给添支钱粟酬其劳。今拟将元收杓栏钱，以代添支，令各院务验所收之数，百分中取三，随课代输，更不入比，岁约得钱三十余万，以佐国用。”泰和四年九月，省奏：“在都曲使司，自定课以来八年并增，宜依旧法，以八年通该课程，均其一年之数，仍取新增诸物一分税钱并入，通为课额。以后之课，每五年一定其制。”又令随处酒务，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。六年，制院务卖酒数各有差，若数外卖、及将带过数者，罪之。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，御史田迥秀言：“大定中，酒税岁及十万贯者，始设使司，其后二万贯亦设，今河南使司亦五十余员，虚费月廪，宜依大定之制。”元光元年，复设曲使司。　　○醋税　　自大定初，以国用不足，设官榷之，以助经用。至二十三年，以府库充牣，遂罢之。章宗明昌五年，以有司所入不允所出，言事者请榷醋息，遂令设官榷之，其课额，俟当差官定之。后罢。承安三年三月，省臣以国用浩大，遂复榷之。五百贯以上设都监，千贯以上设同监一员。　　○茶　　自宋人岁供之外，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。世宗大定十六年，以多私贩，乃更定香茶罪赏格。章宗承安三年八月，以谓费国用而资敌，遂命设官制之。以尚书省令史承德郎刘成往河南视官造者，以不亲尝其味，但采民言谓为温桑，实非茶也，还即白上。上以为不干，杖七十，罢之。四年三月，于淄、密、宁海、蔡州各置一坊，造新茶，依南方例每斤为袋，直六百文。以商旅卒未贩运，命山东、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，付各司县鬻之。买引者，纳钱及折物，各从其便。　　五月，以山东人户造卖私茶，侵侔榷货，遂定比煎私矾例，罪徒二年。　　泰和四年，上谓宰臣曰：“朕赏新茶，味虽不嘉，亦岂不可食也。比令近侍察之，乃知山东、河北四路悉椿配于人。既曰强民，宜抵以罪。此举未知运司与县官孰为之，所属按察司亦当坐罪也。其阅实以闻。自今其令每袋价减三百文，至来年四月不售，虽腐败无伤也。”五年春，罢造茶之坊。三月，上谕省臣曰：“今虽不造茶，其勿伐其树，其地则恣民耕樵。”六年，河南茶树槁者，命补植之。十一月，尚书省奏：“茶，饮食之余，非必用之物。比岁下上竞啜，农民尤甚，市井茶肆相属。商旅多以丝绢易茶，岁费不下百万，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。若不禁，恐耗财弥甚。”遂命七品以上官，其家方许食茶，仍不得卖及馈献。不应留者，以斤两立罪赏。七年，更定食茶制。八年七月，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，而易中国丝锦锦绢有益之物，不可也。国家之盐货出于卤水，岁取不竭，可令易茶。省臣以谓所易不广，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。宣宗元光二年三月，省臣以国蹙财竭，奏曰：“金币钱谷，世不可一日阙者也。茶本出于宋地，非饮食之急，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，是徒耗也。泰和间，尝禁止之，后以宋人求和，乃罢。兵兴以来，复举行之，然犯者不少衰，而边民又窥利，越境私易，恐因泄军情，或盗贼入境。今河南、陕西凡五十余郡，郡日食茶率二十袋，袋直银二两，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。奈何以吾有用之货而资敌乎？”乃制亲王，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，素蓄者存之，禁不得卖、馈，余人并禁之。犯者徒五年，告者赏宝泉一万贯。　　○诸征商　　海陵贞元元年五月，以都城隙地赐随朝大小职官及护驾军，七月，各征钱有差。大定二年，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。八月，罢诸路关税，止令讥察。三年，尚书省奏：“山东西路转运司言，坊场河渡多逋欠。”诏如监临制，以年岁远近为差，蠲减。又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，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。五年，以前此河泺罢设官，复召民射买，两界之后，仍旧设官。二十年正月，定商税法，金银百分取一，诸物百分取三。章宗大定二十九年，户部言天下河泊已许与民同利，其七处设官可罢之，委所属禁豪强毋得擅其利。　　明昌元年正月，敕尚书省，定院务课商税额，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外，比旧减九十四万一千余贯，遂罢坊场，免赁房税。十月，尚书省奏：“今天下使司务，既减课额，而监官增亏既有升迁追殿之制，宜罢提点所给赏罚俸之制，但委提刑司，察提点官侵犯场务者，则论如制。”诏从之。二年，诏减南京出赁官房及地基钱。三年，谕提刑司，禁势力家不得固山泽之利。又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，春秋两次输都水监，备河防，余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，苇钱二千贯，为额。明昌五年，陈言者乞复旧置坊场，上不许，惟许增置院务，诏尚书省参酌定制，遂拟辽东、北京依旧许人分办，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视，量添设院务于二十三处，自今岁九月一日立界，制可。大定间，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，承安元年，岁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。泰和六年五月，制院务课亏，令运司差监榷。　　○金银之税　　大定三年，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，二十分取一为税。泰和四年，言事者以金银百分中取一，诸物取三，今物价视旧为高，除金银则额所不能尽该，自余金银可并添一分。诏从之。七年三月，户部尚书高汝砺言：“旧制，小商贸易诸物收钱四分，而金银乃重细之物，多出富有之家，复止三分，是为不伦，亦乞一例收之。”省臣议以为如此恐多匿隐。遂止从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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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第三十一-金史

志第三十一 食货五 ○榷场 与敌国互市之所也。皆设场官，严厉禁，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，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。熙宗皇统二年五月，许宋人之请，遂各置于两界。九月，命寿州

见死不救的意思

志第二十九 食货三 ○钱币 钱币。金初用辽、宋旧钱，天会末，虽刘豫“阜昌元宝”、“阜昌重宝”亦用之。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，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，遂制交钞，与钱并,

志第三十-金史

志第三十 食货四 ○盐 金制，榷货之目有十，曰酒、曲、茶、醋、香、矾、丹、锡、铁，而盐为称首。贞元初，蔡松年为户部尚书，始复钞引法，设官置库以造钞、引。钞，合盐司簿之

志第二十九

　　食货三　　○钱币　　钱币。金初用辽、宋旧钱，天会末，虽刘豫“阜昌元宝”、“阜昌重宝”亦用之。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，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，遂制交钞，与钱并用。正隆二年，历四十余岁，始议鼓铸。冬十月，初禁铜越外界，悬罪赏格。括民间铜鍮器，陕西、南京者输京兆，他路悉输中都。三年二月，中都置钱监二，东曰宝源，西曰宝丰。京兆置监一。曰利用。三监铸钱，文曰“正隆通宝”，轻重如宋小平钱，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，与旧钱通用。　　世宗大定元年，用吏部尚书张中彦言，命陕西路参用宋旧铁钱。四年，浸不行，诏陕西行户部、并两路通检官，详究其事。皆言：“民间用钱，名与铁钱兼用，其实不为准数，公私不便。”遂罢之。八年，民有犯铜禁者，上曰：“销钱作铜，旧有禁令。然民间犹有铸镜者，非销钱而何？”遂并禁之。十年，上谕户部臣曰：“官钱积而不散，则民间钱重，贸易必艰，宜令市金银及诸物。其诸路酤榷之货，亦令以物平折输之。”十月，上责户部官曰：“先以官钱率多，恐民间不得流通，令诸处贸易金银丝帛，以图流转。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。前许院务得折纳轻赍之物以便民，是皆朕思而后行者也，此尚出朕，安用若为。又随处时有赈济，往往近地无粮，取于它处，往返既远，人愈难之。何为不随处起仓。年丰则多籴以备赈赡，设有缓急，亦岂不易办乎？而徒使钱充府库，将安用之。天下之大，朕岂能一一遍知，凡此数事，汝等何为而使至此。且户部与它部不同，当从宜为计，若但务因循，以守其职，则户部官谁不能为。”十一年二月，禁私铸铜镜。旧有铜器悉送官，给其直之半。惟神佛像、钟、磬、钹、钴、腰束带、鱼袋之属，则存之。十二年正月，以铜少，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。能指坑冶得实者，赏。上与宰臣议鼓铸之术，宰臣曰：“有言所在有金银坑冶，皆可采以铸钱，臣窃谓工费过于所得数倍，恐不可行。”上曰：“金银，山泽之利，当以与民，惟钱不当私铸。今国家财用丰盈，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？所费虽多，但在民间，而新钱日增尔。其遣能吏经营之。”左丞石琚进曰：“臣闻天子之富藏在天下，钱货如泉，正欲流通。”上复问琚曰：“古亦有民自铸钱者乎？”琚对曰：“民若自铸，则小人图利，钱益薄恶，此古所以禁也。”十三年，命非屯兵之州府，以钱市易金帛，运致京师，使钱币流通，以济民用。十五年十一月，上谓宰臣曰：“或言铸钱无益，所得不偿所费。朕谓不然。天下如一家，何公私之间，公家之费私家得之，但新币日增，公私俱便也。”十六年三月，遣使分路访察铜矿苗脉。十八年，代州立监铸钱，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、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往监之，而所铸斑驳黑涩不可用，诏削天吉、季孙等官两阶，解职，仍杖季孙八十。更命工部郎中张大节、吏部员外郎麻珪监铸。其钱文曰“大定通宝”，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，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。十九年，始铸至万六千余贯。二十年，诏先以五千进呈，而后命与旧钱并用。　　初，新钱之未行也，以宋大观钱作当五用之。二月，上闻上京修内所，市民物不即与直，又用短钱，责宰臣曰：“如此小事，朕岂能悉知？卿等何为不察也。”时民间以八十为陌，谓之短钱，官用足陌，谓之长钱。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，谓官私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，遂为定制。二十年十一月，名代州监曰阜通，设监一员，正五品，以州节度兼领。副监一员，正六品，以州同知兼领。丞一员，正七品，以观察判官兼领。设勾当官二员，从八品。给银牌，命副监及丞更驰驿经理。二十二年十月，以参加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代州阜通监。二十三年，上以阜通监鼓铸岁久，而钱不加多，盖以代州长贰?幕兼领，而夺于州务，不得专意综理故也。遂设副监、监丞为正员，而以节度领监事。二十六年，上曰：“中外皆言钱难，朕尝计之，京师积钱五百万贯亦不为多，外路虽有终亦无用，诸路官钱非屯兵处可尽运至京师。”太慰丞相克宁曰：“民间钱固已艰得，若尽归京师，民益艰得矣！不若起其半至都，余半变折轻赍，则中外皆便。”十一月，上谕宰臣曰：“国家铜禁久矣，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，托为旧物，公然市之，宜加禁约。”二十七年二月，曲阳县铸钱别为一监，以利通为名，设副监、监丞，给驿更出经营铜事。二十八年，上谓宰臣曰：“今者外路见钱其数甚多，闻有六千余万贯，皆在僻处积贮。既不流散，公私无益，与无等尔。今中都岁费三百万贯，支用不继，若致之京师，不过少有挽运之费，纵所费多，亦惟散在民尔。”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，雁门、五台民刘完等诉：“自立监铸钱以来，有铜矿之地虽曰官运，其顾直不足则令民共偿。乞与本州司县均为差配。”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审其利病，还言：“所运铜矿，民以物力科差济之，非所愿也。其顾直即低，又有刻剥之弊。而相视苗脉工匠，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观谓当开采，因以取贿。又随冶夫匠，日办净铜四两，多不及数，复销铜器及旧钱，送官以足之。今阜通，利通两监，岁铸钱十四万余贯，而岁所费乃至八十余万贯，病民而多费，未见其利便也。”宰臣以闻，遂罢代州、曲阳二监。　　初，贞元间既行钞引法，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，皆设使、副、判各一员，都监二员，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、搭印合同之事。印一贯、二贯、三贯、五贯、十贯五等，谓之大钞；一百、二百、三百、五百、七百五等，谓之小钞。与钱并行，以七年为限，纳旧易新。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，盖亦以铜少，权制之法也。时有欲罢之者，至是二监既罢，有司言：“交钞旧同见钱，商旅利于致远，往往以钱买钞，盖公私俱便之事，岂可罢去！止因有厘革年限，不能无疑，乞削七年厘革之法，令民得常用。若岁久字文磨灭，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，或听便支钱。”遂罢七年厘革之限，交钞字昏方换。法自此始，而收敛无术，出多入少，民浸轻之。厥后其法屡更，而不能革，弊亦始于此焉。　　交钞之制，外为阑，作花纹，其上衡书贯例，左曰：“某字料。”右曰：“某字号。”料号外，篆书曰：“伪造交钞者斩，告捕者赏钱三百贯。”料号衡阑下曰：“中都交钞库，准尚书户部符，承都堂札付，户部覆点勘，令史姓名押字。”又曰：“圣旨印造逐路交钞，于某处库纳钱换钞，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，官私同见钱流转。”其钞不限年月行用，如字文故暗，钞纸擦磨，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。若到库支钱，或倒换新钞，每贯克工墨钱若干文。库掐、攒司、库副、副使、使各押字，年月日。印造钞引库库子、库司、副使各押字，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。其搭印支钱处合同，余用印依常例。　　初，大定间定制，民间应许存留铜鍮器物，若申卖入官，每斤给钱二百文。其{去廾}藏应禁器物，首纳者每斤给钱百文，非器物铜货一百五十文，不及斤者计给之。在都官局及外路造卖铜器价，令运司佐贰检校，镜每斤三百十四文，镀金御仙花腰带十七贯六百七十一文，五子荔支腰带十七贯九百七十一文，抬鈒罗文束带八贯五百六十文，鱼袋二贯三百九文，钹钴铙磬每斤一贯九百二文，铃杵坐铜者二贯七百六十九文，鍮石者三贯六百四十六文。明昌二年十月，敕减卖镜价，防私铸销钱也。旧尝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采铜，明昌三年，监察御史李炳言：“顷闻有司奏，在官铜数可支十年，若复每岁令夫匠过界远采，不惟多费，复恐或生边衅。若支用将尽之日，止可于界内采炼。”上是其言，遂不许出界。　　五月，敕尚书省曰：“民间流转交钞，当限其数，毋令多于见钱也。”四年，上谕宰臣曰：“随处有无用官物，可为计置，如铁钱之类是也。”或有言铁钱有破损，当令所司以铜钱偿之者，参知政事胥持国不可，上曰：“令偿之尚坏，不偿将尽坏矣！若果无用，曷别为计？”持国曰：“如江南用铜钱，江北、淮南用铁钱，盖以隔阂铜钱不令过界尔。如陕西市易亦有用银布姜麻，若旧有铁钱，宜姑收贮，以备缓急。”遂令有司籍铁钱及诸无用之物，贮于库。　　八月，提刑司言：“所降陕西交钞多于见钱，使民艰于流转。”宰臣以闻，遂令本路榷税及诸名色钱，折交钞。官兵俸，许钱绢银钞各半之，若钱银数少，即全给交钞。五年三月，宰臣奏：“民间钱所以艰得，以官豪家多积故也。在唐元和间，尝限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，王公重贬没入，以五之一赏告者。”上令参酌定制，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，多不过二万贯，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，不得过万贯，凡有所余，尽令易诸物收贮之。有能告数外留钱者，奴婢免为良，佣者出离，以十之一为赏，余皆没入。又谕旨有司，凡使高丽还者，所得铜器令尽买之。　　承安二年十月，宰臣奏：“旧立交钞法，凡以旧易新者，每贯取工墨钱十五文。至大定二十三年，不拘贯例，每张收八文，既无益于官，亦妨钞法，宜从旧制便。若以钞买盐引，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，庶得多售。”上曰：“工墨钱，贯可令收十二文。买盐引者，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。”时交钞所出数多，民间成贯例者艰于流转，诏以西北二京、辽东路从宜给小钞，且许于官库换钱，与它路通行。　　十二月，尚书省议，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须，皆以银钞相兼，旧例银每铤五十两，其直百贯，民间或有截凿之者，其价亦随低昂，遂改铸银名“承安宝货”，一两至十两分五等，每两折钱二贯，公私同见钱用，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。　　承安三年正月，省奏：“随处榷场若许见钱越境，虽非销毁，即与销毁无异。”遂立制，以钱与外方人使及与交易者，徒五年，三斤以上死，驵侩同罪。捕告人之赏，官先为代给钱五百贯。其逮及与接引、馆伴，先排、通引、书表等以次坐罪，仍令均偿。时交钞稍滞，命西京、北京、临潢，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、宝货，不许用钱，一贯以下听民便。时既行限钱法，人多不遵，上曰：“已定条约，不为不重，其令御史台及提刑司察之。”九月，以民间钞滞，尽以一贯以下交钞易钱用之，遂复减元限之数，更定官民存留钱法，三分为率，亲王、公主、品官许留一分，余皆半之，其赢余之数期五十日内尽易诸物，违者以违制论，以钱赏告者。于两行部各置回易务，以绵绢物段易银钞，亦许本务纳银钞。赴榷货出盐引，纳钞于山东、河北、河东等路，从便易钱。各降补官及德号空敕三百、度牒一千，从两行部指定处，限四月进纳补换。又更造一百例小钞，并许官库易钱。一贯、二贯例并支小钞，三贯例则支银一两、小钞一贯，若五贯、十贯例则四分支小钞、六分支银，欲得宝货者听，有阻滞及辄减价者罪之。四年三月，又以银钞阻滞，乃权止山东诸路以银钞与绵绢盐引从便易钱之制。令院务诸科名钱，除京师、河南、陕西银钞从便，余路并许收银钞各半，仍于钞四分之一许纳其本路。随路所收交钞，除本路者不复支发，余通行者并循环用之。榷货所鬻盐引，收纳宝货与钞相半，银每两止折钞两贯。省许人依旧诣库纳钞，随路漕司所收，除额外羡余者，亦如之。所支官钱，亦以银钞相兼，银已零截者令交钞库不复支，若宝货数少，可浸增铸。银钞既通则物价自平，虽有禁法亦安所施、遂除阻滞银钞罪制。四年，以户部言，命在都官钱、榷货务盐引，并听收宝货，附近盐司贴钱数亦许带纳。民间宝货有所归，自然通行，不至销毁。先是，设四库印小钞以代钞本，令人便赍小钞赴库换钱，即与支见钱无异。今更不须印造，俟其换尽，可罢四库。但以大钞验钱数支易见钱。时私铸“承安宝货”者多杂以铜锡，浸不能行，京师闭肆。五年十二月，宰奏臣：“比以军储调发，支出交钞数多。遂铸宝货，与钱兼用，以代钞本，盖权时之制，非经久之法。”遂罢“承安宝货”。　　泰和元年六月，通州刺史卢构言：“民间钞固已流行，独银价未平，官之所定每铤以十万为准，而市肆才直八万，盖出多入少故也。若令诸税以钱银钞三分均纳。庶革其弊。”下省议，宰臣谓‘军兴以来，全赖交钞佐用，以出多遂滞，顷令院务收钞七分，亦渐流通。若与银均纳，则彼增此减，理必偏胜，至碍钞法。必欲银价之平，宜令诸名若‘铺马’‘军须’等钱，许纳银半，无者听便。”先是，尝行三合同交钞，至泰和二年，止行于民间，而官不收敛，朝廷虑其病民，遂令诸税各带纳一分，虽止系本路者，亦许不限路分通纳。户部见征累年铺马钱，亦听收其半。闰十二月，上以交钞事，召户部尚书孙铎、侍郎张复亨，议于内殿。复亨以三合同钞可行，铎请废不用，既而复亨言竟诎。自是而后，国虚民贫，经用不足，专以交钞愚百姓，而法又不常，世宗之业衰焉。以至泰和三年，其弊弥甚，乃谓宰臣曰：“大定间，钱至足，今民间钱少，而又不在官，何耶？其集问百官，必有能知之者。”四年七月，罢限钱法，从户部尚书上官瑜所请也。四年，欲增铸钱，命百官议所以足铜之术。中丞孟铸谓：“销钱作铜，及盗用出境者不止，宜罪其官及邻。”太府监梁絪等言：“铸钱甚费，率费十钱可得一钱。识者谓费虽多犹增一钱也，乞采铜、拘器以铸。”宰臣谓：“鼓铸未可速行，其铜治听民煎炼，官为买之。凡寺观不及十人，不许畜法器。民间鍮铜器期以两月送官给价。匿者以私法坐，限外人告者，以知而不纠坐其官。寺观许童行告者赏。俟铜多，别具以闻。”八月，定从便易钱法，听人输纳于京师，而于山东、河北、大名、河东等路依数支取。后铸大钱一直十，篆文曰“泰和重宝”，与钞参行。五年，上欲罢交钞工墨钱，复以印时常费遂命贯止收六文。　　六年四月，陕西交钞不行，以见钱十万贯为钞本，与钞相易，复以小钞十万贯相参用之。六年十一月，复许诸路各行小钞。中都路则于中都及保州，南京路则于南京、归德、河南府，山东东路则于益都、济南府，山东西路则于东平、大名府，河北东路则于河间府、冀州，河北西路则于真定、彰德府，河东南路则于平阳，河东北路则于太原、汾州，辽东则于上京、咸平，西京则于西京、抚州，北京则于临潢府官库易钱。令户部印小钞五等，附各路同见钱用。七年正月，敕在官毋得支出大钞，在民者令赴库，以多寡制数易小钞及见钱，院务商税及诸名钱，三分须纳大钞一分，惟辽东以便。时民以货币屡变，往往怨嗟，聚语於市。上知之，谕旨于御史台曰：“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，许人捕告，赏钱三百贯。”五月，以户部尚书高汝砺议，立“钞法条约”，添印大小钞，以钞库至急切，增副使一员。汝砺又与中都路转运使孙铎言钱币，上命中丞孟铸、礼部侍郎乔宇、国子司业刘昂等十人议，月余不决。七月，上召议于泰和殿，且谕汝砺曰：“今后毋谓钞多，不加重而辄易之。重之加于钱，可也。”明日，敕：“民间之交易、典质、一贯以上并用交钞，毋得用钱。须立契者，三分之一用诸物。六盘山西、辽河东以五分之一用钞，东鄙屯田户以六分之一用钞。不须立契者，惟辽东钱钞从便。犯者徒二年，告者赏有差，监临犯者杖且解职，县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，否者降罚，集众沮法者以违制论。工墨钱每张止收二钱。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。所司籍辨钞人以防伪冒。品官及民家存留见钱，比旧减其数，若旧有见钱多者，许送官易钞，十贯以上不得出京。”又定制，按察司以钞法流通为称职，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给券应得钞一贯，以难支用，命取见钱。御史以沮坏钞法劾之，上曰：“纠察之官乃先坏法，情不可恕。”杖之七十，削官一阶，解职。　　户部尚书高汝砺言：“钞法务在必行，府州县镇宜各籍辨钞人，给以条印，听与人辨验，随贯量给二钱，贯例虽多，六钱即止。每朝官出使，则令体究通滞以闻。民间旧有宋会子，亦令同见钱用，十贯以上不许持行。榷盐许用银绢，余市易及俸，并用交钞，其奇数以小钞足之，应支银绢而不足者亦以钞给之。”上遣近侍谕旨尚书省：“今既以按察司钞法通快为称职，否则为不称职，仍于州府司县官给由内，明书所犯之数，但犯钞法者虽监察御史举其能干，亦不准用。”十月，杨序言：“交钞料号不明，年月故暗，虽令赴库易新，然外路无设定库司，欲易无所，远者直须赴都。”上以问汝砺，对曰：“随处州府库内，各有辨钞库子，钞虽弊不伪，亦可收纳。去都远之城邑，既有设置合同换钱，客旅经之皆可相易。更虑无合同之地，难以易者，令官库凡纳昏钞者受而不支，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，积半岁赴都易新钞。如此，则昏钞有所归而无滞矣！”　　十一月，上谕户部官曰：“今钞法虽行，卿等亦宜审察，少有壅滞，即当以闻，勿谓已行而惮改。”汝砺对曰：“今诸处置库多在公廨内，小民出入颇难，虽有商贾易之，然患钞本不丰。比者河北西路转运司言，一富民首其当存留钱外，见钱十四万贯。它路臆或有如此者，臣等谓宜令州县委官及库典，于市肆要处置库支换。以出首之钱为钞本，十万户以上州府，给三万贯，以次为差，易钞者人不得过二贯。以所得工墨钱充库典食直，仍令州府佐贰及转运司官一员提控。”上是之，遂命移库于市肆之会，令民以钞易钱。　　是月，敕捕获伪造交钞者，皆以交钞为赏。　　时复议更钞法，上从高汝砺言，命在官大钞更不许出。听民以五贯十贯例者赴库易小钞，欲得钱者五贯内与一缗，十贯内与两缗，惟辽东从便。河南、陕西、山东及它行钞诸路，院务诸税及诸科名钱，并以三分为率，一分纳十贯例者，二分五贯例者，余并收见钱。　　八年正月，以京师钞滞，定所司赏罚格。时新制，按察司及州县官，例以钞通滞为升降。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，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。　　是月，收毁大钞，行小钞。　　八月，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，以咸平、东京两路商旅所集，遂从都南例，一贯以上皆用交钞，不得用钱。十月，孙铎又言：“民间钞多，正宜收敛，院务税诸名钱，可尽收钞，秋夏税纳本色外，亦令收钞，不拘贯例。农民知之则渐重钞，可以流通。比来州县抑配市肆买钞，徒增骚扰，可罢诸处创设钞局，止令赴省库换易。今小钞各限路分，亦甚未便，可令通用。”上命亟行之。　　十二月，宰臣奏：“旧制，内外官兵俸皆给钞，其必用钱以足数者，可以十分为率，军兵给三分，官员承应人给二分，多不过十贯。凡前所收大钞，俟至通行当复计造，其终须当精致以图经久。民间旧钞故暗者，乞许于所在库易新。若官吏势要之家有贱买交钞，而于院务换钱兴贩者，以违制论。复遣官分路巡察，其限钱过数虽许奴婢以告，乃有所属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实首者，可令按察司察之。若旧限已满，当更展五十日，许再令变易钞引诸物。”是制既行之后，章宗寻崩，卫绍王继立，大安三年会河之役，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，兵衄国残，不遑救弊，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。至宣宗贞祐二年二月，思有以重之，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，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。然自泰和以来，凡更交钞，初虽重，不数年则轻而不行，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。南迁之后，国蹙民困，军旅不息，供亿无度，轻又甚焉。　　三年四月，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：“今之物重，其弊在于钞窒，有出而无入也。虽院务税增收数倍，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，此何益哉？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，以无所归，故市易多用见钱，而钞每贯仅直一钱，曾不及工墨之费。臣愚谓，宜权禁见钱，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，量民力征敛，则泉货流通，而物价平矣。”自是，钱货不用，富家内困藏镪之限，外弊交钞屡变，皆至窘败，谓之“坐化”。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，钱多入于宋矣。宋人以为喜，而金人不禁也，识者惜其既不能重无用之楮，而又弃自古流行之宝焉。　　五月，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言：“关陕军多，供亿不足，所仰交钞则取于京师，徒成烦费，乞降板就造便。”又言：“怀州旧铁钱钜万，今既无用，愿贯为甲，以给战士。”时有司轻罪议罚，率以铁赎，而当罪不平，遂命赎铜计赃皆以银价为准。　　六月，敕议交钞利便。七月，改交钞名为“贞祐宝券”，仍立沮阻罪。九月，御史台言：“自多故以来，全藉交钞以助军需，然所入不及所出，则其价浸减，卒无法以禁，此必然之理也。近用‘贞祐宝券’以革其弊，又虑既多而民轻，与旧钞无异也，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，严立罪赏，期于必行，遂使商旅不行，四方之物不敢入。夫京师百万之众，日费不赀，物价宁不日贵耶？且时估月再定之，而民间价旦暮不一，今有司强之，而市肆尽闭。复议搜括隐匿，必令如估鬻之，则京师之物指日尽，而百姓重困矣。臣等谓，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，余宜从便。”制可。　　十二月，上闻近京郡县多籴于京师，谷价翔踊，令尚书省集户部、讲议所、开封府、转运司，议所以制之者。户部及讲议所言，以五斗出城者可阑籴其半，转运司谓宜悉禁其出，上从开封府议，谓：“宝券初行时，民甚重之。但以河北、陕西诸路所支既多，人遂轻之。商贾争收入京，以市金银，银价昂，谷亦随之。若令宝券路各殊制，则不可复入河南，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。若直闭京城粟不出，则外亦自守，不复入京，谷当益贵。宜谕郡县小民，毋妄增价，官为定制，务从其便。”　　四年正月，监察御史田迥秀言：“国家调度皆资宝券，行才数月，又复壅滞，非约束不严、奉行不谨也。夫钱币欲流通，必轻重相权、散敛有术而后可。今之患在出太多、入太少尔。若随时裁损所支，而增其所收，庶乎或可也。”因条五事，一曰省冗官吏，二曰损酒使司，三曰节兵俸，四曰罢寄治官，五曰酒税及纳粟补官皆当用宝券。诏酒税从大定之旧，余皆不从。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。　　三月，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言：“比者宝券滞塞，盖朝廷将议更张，已而妄传不用，因之抑遏，渐至废绝，此乃权归小民也。自迁汴以来，废回易务，臣愚谓当复置，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，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，权其低昂而出纳之。仍自选良监当官营为之，若半年无过，及券法通流，则听所指任便差遣。”诏议行之。　　四月，河东行省胥鼎言：“交钞贵乎流通，今诸路所造不充所出，不以术收之，不无缺误。宜量民力征敛，以裨军用。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多出，民不之贵，乞验民贫富征之。虽为陕西，若一体征收，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，与不敛何异？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，由是愈滞。”宰臣谓：“昨以河北宝券，商旅赍贩继踵南渡，遂致物价翔踊，乃权宜限以路分。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，欲征军须钱，宜从所请。若陕西可征与否，诏令行省议定而后行。”五月，上以河北州府官钱散失，多在民间，命尚书省经画之。　　八月，平章高琪奏：“军兴以来，用度不赀，惟赖宝券，然所入不敷所出，是以浸轻，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，随造随尽，工物日增，不有以救之，弊将滋甚。宜更造新券，与旧券权为子母而兼行之，庶工物俱省，而用不乏。”濮王守纯以下皆惮改，奏曰：“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，向朝廷以小钞殊轻，权更宝券，而复禁用钱。小民浅虑，谓楮币易坏，不若钱可久，于是得钱则珍藏，而券则亟用之，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。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，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。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，国家致之然也。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，出入循环，则彼知为必用之物，而知爱重矣。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，不惟信令不行，且恐新券之轻复同旧券也。”既而，陇州防御使完颜宇及陕西行省令史惠吉继言券法之弊。宇请姑罢印造，以见在者流通之，若滞塞则验丁口之多寡、物力之高下而征之。吉言：“券者所以救弊一时，非可通流与见钱比，必欲通之，不过多敛少支尔。然敛多则伤民，支少则用不足，二者皆不可。为今日计，莫若更造，以‘贞祐通宝’为名，自百至三千等之为十，听各路转运司印造，仍不得过五千贯，与旧券参用，庶乎可也。”诏集百官议。户部侍郎奥屯阿虎、礼部侍郎杨云翼、郎中兰芝、刑部侍郎冯鹗皆主更造。户部侍郎高夔、员外郎张师鲁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皆请征敛。惟户部尚书萧贡谓止当如旧，而工部尚书李元辅谓二者可并行。太子少保张行信亦言不宜更造，但严立不行之罪，足矣。侍御史赵伯成曰：“更造之法，阴夺民利，其弊甚于征。征之为法，特征于农民则不可，若征于市肆商贾之家，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。”刑部主事王寿宁曰：“不然，今之重钱轻券者皆农尔，其敛必先于民而后可。”转运使王扩曰：“凡论事当究其本，今岁支军士家口粮四万余石，如使斯人地着，少宽民力，然后征之，则行之不难。”榷货司杨贞亦欲节无名之费，罢闲冗之官。或有请铸大钱以当百，别造小钞以省费。或谓县官当择人者。独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言：“国家立法，莫不备具，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。诚使臣得便宜从事，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许杖决，三品以上奏闻，仍付监察二人弛驿往来，法不必变，民不必征，一号令之，可使上下无不奉法。如其不然，请就重刑。”上以示宰臣曰：“彼自许如此，试委之可乎？”宰臣未有以处，而监察御史陈规，完颜素兰交诤，以为：“事有难行，圣哲犹病之，思敬何为者，徒害人尔。”上以众议纷纷，月余不决，厌之，乃诏如旧，纾其征敛之期焉。未几，竟用惠吉言，造“贞祐通宝”。兴定元年二月，始诏行之，凡一贯当千贯，增重伪造沮阻罪及捕获之赏。　　五月，以钞法屡变，随出而随坏，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，至是又甚艰得，遂令计价，但征宝券、通宝、名曰“桑皮故纸钱”。谓可以免民输挽之劳，而省工物之费也。高汝砺言：“河南调发繁重，所征租税三倍于旧，仅可供亿，如此其重也。而今年五月省部以岁收通宝不充所用，乃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以补之，又太甚矣！而近又以通宝稍滞，又增两倍。河南人户农居三之二，今年租税征尚未足，而复令出此，民若不粜当纳之租，则卖所食之粟，舍此将何得焉？今所急而难得者刍粮也，出于民而有限。可缓而易为者交钞也，出于国而可变。以国家之所自行者而强求之民，将若之何？向者大钞滞则更为小钞，小钞弊则改为宝券，宝券不行则易为通宝，变制在我，尚何烦民哉！民既悉力以奉军而不足，又计口、计税、计物、计生殖之业而加征，若是其剥，彼不能给，则有亡而已矣！民逃田秽，兵食不给，是军储钞法两废矣。臣非于钞法不加意，非故与省部相违也。但以钞滞物贵之害轻，民去军饥之害重尔。”时不能用。　　三年十月，省臣奏：“向以物重钱轻，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，于是以银为则，每两为钱二贯，有犯通宝之赃者直以通宝论，如因军兴调发，受通宝及三十贯者，已得死刑，准以金银价，才为钱四百有奇，则当杖。轻重之间悬绝如此。”遂命准犯时银价论罪。四年三月，参知政事李复亨言：“近制，犯通宝之赃者并以物价折银定罪，每两为钱二贯，而法当赎铜者，止纳通宝见钱，亦乞令依上输银，既足以惩恶，又有补於官。”诏省臣议，遂命犯公错过误者止征通宝见钱，赃污故犯者输银。　　十二月，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：“钱之为泉也，贵流通而不可塞，积于官而不散则病民，散于民而不敛则阙用，必多寡轻重与物相权而后可。大定之世，民间钱多而钞少，故贵而易行。军兴以来，在官殊少，民亦无几，军旅调度悉仰于钞，日之所出动以万计，至于填委市肆，能无轻乎？不若驰限钱之禁，许民自采铜铸钱，而官制模范，薄恶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，则钱必日多，钞可少出，少出则贵而易行矣。今日出益众，民日益轻，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，至乃计官吏之俸、验百姓之物力以敛之，而卒不能增重，曾不知钱少之弊也。臣谓宜令民铸钱，而当敛钞者亦听输银，民因以银铸钱为数等，文曰“兴定元宝”，定直以备军赏，亦救弊之一法也。”朝廷不从。　　五年闰十二月，宰臣奏：“向者宝券既弊，乃造‘贞祐通宝’以救之，迄今五年，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。初，通宝四贯为银一两，今八百余贯矣。宜复更造‘兴定宝泉’，子母相权，与通宝兼行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，以二贯为银一两，随处置库，许人以通宝易之。县官能使民流通者，进官一阶、升职一等，其或姑息以致壅滞，则亦追降的决为差。州府官以所属司县定罪赏，命监察御史及诸路行部官察之，定挠法失纠举法，失举则御史降决，行部官降罚，集众妄议难行者徒二年，告捕者赏钱三百贯。”元光元年二月，始诏行之。二年五月，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，又以绫印制“元光珍货”，同银钞及余钞行之。行之未久，银价日贵，宝泉日贱，民但以银论价。至元光二年，宝泉几于不用，乃定法，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，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，以上者三分为率，一分用银，二分用宝泉及珍货、重宝。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，以宝泉银相易，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。是令既下，市肆昼闭，商旅不行，朝廷患之，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。然上有限用之名，而下无从令之实，有司虽知，莫能制矣。义宗正大间，民间但以银市易。天兴二年十月印“天兴宝会”于蔡州，自一钱至四钱四等，同见银流转，不数月国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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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第三十二-金史

志第三十二 选举一 ○进士诸科律科经童科制举武举试学士院官司天医学试科 自三代乡举里选之法废，秦、汉以来各因一代之宜，以尽一时之才，苟足于用即已，故法度之不一，其来远

见死不救的意思

志第二十八 食货二 ○田制 量田以营造尺，五尺为步，阔一步，长二百四十步为亩，百亩为顷。民田业各从其便，卖质于人无禁，但令随地输租而已。凡桑枣，民户以多植为勤，少者必,

志第二十九-金史

志第二十九 食货三 ○钱币 钱币。金初用辽、宋旧钱，天会末，虽刘豫“阜昌元宝”、“阜昌重宝”亦用之。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，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，遂制交钞，与钱并

志第二十八

　　食货二　　○田制　　量田以营造尺，五尺为步，阔一步，长二百四十步为亩，百亩为顷。民田业各从其便，卖质于人无禁，但令随地输租而已。凡桑枣，民户以多植为勤，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，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，除枯补新，使之不阙。凡官地，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，宽乡一丁百亩，狭乡十亩，中男半之。请射荒地者，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，八年始征之。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，七年始征之。自首冒佃比邻地者，输官租三分之二。佃黄河退滩者，次年纳租。　　太宗天会九年五月，始分遣诸路劝农之使者。熙宗天眷十四年，罢来流、混同间护逻地，以予民耕牧，海陵正隆元年二月，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，分行大兴府、山东，真定府，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，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，戍兵占佃宫籍监、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，及大兴府，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，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，且令民请射，而官得其租也。　　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，上以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，及伐桑枣为薪鬻之，命大兴少尹完颜让巡察。十年四月，禁侵耕围场地。十一年，谓侍臣曰：“往岁，清暑山西，傍路皆禾稼，殆无牧地。尝下令，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垦。今闻其民以此去之他所，甚可矜悯。其令依旧耕种，毋致失业。凡害民之事患在不知，知之朕必不为。自今事有类此，卿等即告毋隐。”十三年，敕有司：“每岁遣官劝猛安谋克农事，恐有烦扰。自今止令各管职官劝督，弛慢者举劾以闻。”十七年六月，刑州男子赵迪简言：“随路不附籍官田及河滩地，皆为豪强所占，而贫民土瘠税重，乞遣官拘籍冒佃者，定立租课，复量减人户税数，庶得轻重均平。”诏付有司，将行而止。复以近都猛安谋克所给官地率皆薄瘠，豪民租佃官田岁久，往往冒为己业，令拘籍之。又谓省臣曰：“官地非民谁种，然女直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，尽得薄地，若不拘刷良田给之，久必贪乏，其遣官察之。”又谓参知政事张汝弼曰：“先尝遣问女直土地，皆云良田。及朕出猎，因问之，则谓自起移至此，不能种莳，斫芦为席，或斩刍以自给。卿等其议之。”省臣奏：“官地所以人多蔽匿盗耕者，由其罪轻故也。”乃更条约，立限令人自陈，过限则人能告者有赏。遣同知中都路转运使张九思往拘籍之。十九年二月，上如春水，见民桑多为牧畜啮毁，诏亲王公主及势要家，牧畜有犯民桑者，许所属县官立加惩断。　　十二月谓宰臣曰：“亡辽时所拨地，与本朝元帅府，已曾拘籍矣。民或指射为无主地，租佃及新开荒为己业者可以拘括。其间播种岁久，若遽夺之，恐民失业。”因诏括地官张九思戒之。复谓宰臣曰：“朕闻括地事所行极不当，如皇后庄、太子务之类，止以名称便为官地，百姓所执凭验，一切不问，其相邻冒占官地，复有幸免者。能使军户稍给，民不失业，乃朕之心也。”二十年四月，以行幸道隘，扈从人不便，诏户部沿路顿舍侧近官地，勿租与民耕种。又诏故太保阿里先於山东路拨地百四十顷，大定初又于中都路赐田百顷，命拘山东之地入官。五月，谕有司曰：“白石门至野狐岭，其间淀泺多为民耕植者，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，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。”　　二十一年正月，上谓宰臣曰：“山东、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，往往骄纵，不亲稼穑，不令家人农作，尽令汉人佃莳，取租而已。富家尽服纨绮，酒食游宴，贫者争慕效之，欲望家给人足，难矣！近已禁卖奴婢，约其凶吉之礼，更当委官阅实户数，计口授地，必令自耕，力不赡者，方许佃于人。仍禁其农时饮酒。”又曰：“奚人六猛安，已徙居咸平、临潢、泰州，其地肥沃，且精勤农务，各安其居。女直人徙居奚地者，菽粟得收获否？”左丞守道对曰：“闻皆自耕，岁用亦足。”上曰：“彼地肥美，异于他处，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赈之。”三月，陈言者言，豪强之家多占夺田者。上曰：“前参政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，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，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，以致小民无田可耕，徙居阴山之恶地，何以自存？其令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括籍入官，将均赐贫民。”省臣又奏：“椿年子猛安参谋合、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孙长寿等，亲属计七十余家，所占地三千余顷。”上曰：“至秋，除牛头地外，仍各给十顷，余皆拘入官。山后招讨司所括者，亦当同此也。”又谓宰臣曰：“山东路所括民田，已分给女直屯田人户，复有籍官闲地，依元数还民，仍免租税。”六月，上谓省臣曰：“近者大兴府平、滦、蓟、通、顺等州，经水灾之地，免今年税租。不罹水灾者姑停夏税，俟稔岁征之。”时中都大水，而滨，棣等州及山后大熟，命修治怀来以南道路，以来粜者。又命都城减价以粜。又曰：“近遣使阅视秋稼，闻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，往往以田租人，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。或种而不耘，听其荒芜者。自今皆令阅实各户人力，可耨几顷亩，必使自耕耘之，其力果不及者方许租赁。如惰农饮酒，劝农谋克及本管猛安谋克并都管，各以等第科罪。收获数多者，则亦以等第迁赏。”七月，上谓宰臣曰：“前徙宗室户于河间，拨地处之，而不回纳旧地，岂有两地皆占之理？自今当以一处赐之。山东刷民田已分给女直屯田户，复有余地，当以还民而免是岁之租。”八月，尚书省奏山东所刷地数，上谓梁肃曰：“朕尝以此问卿，卿不以言。此虽称民地，然皆无明据，括为官地有何不可？”又曰：“黄河已移故道，梁山泺水退，地甚广，已尝遣使安置屯田。民昔尝恣意种之，今官已籍其地，而民惧征其租，逃者甚众。若征其租，而以冒佃不即出首罪论之，固宜。然若遽取之，恐致失所。可免其征，赦其罪，别以官地给之。”御史台奏：“大名、济州因刷梁山泺官地，或有以民地被刷者。”上复召宰臣曰：“虽曾经通检纳税，而无明验者，复当刷问。有公据者，虽付本人，仍须体问。”十月，复与张仲愈论冒占田事。　　二十二年，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种，悉租与民，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。上曰：“劝农官，何劝谕为也，其令治罪。”宰臣奏曰：“不自种而辄与人者，合科违例。”上曰：“太重，愚民安知。”遂从大兴少尹王修所奏，以不种者杖六十，谋克四十，受租百姓无罪。又命招复梁山泺流民，官给以田。时人户有执契据指坟垅为验者，亦拘在官，先委恩州刺史奚晦招之，复遣安肃州刺史张国基验实给之，如已拨系猛安，则偿以官田。上曰：“工部尚书张九思执强不通，向遣刷官田，凡犯秦、汉以来名称，如长城、燕子城之类者，皆以为官田。此田百姓为己业不知几百年矣，所见如此，何不通之甚也。”八月，以赵王永中等四王府冒占官田，罪其各府长史府掾，及安次，新城，宛平、昌平、永清、怀柔六县官，皆罚赎有差。　　九月，遣刑部尚书移剌慥于山东路猛安内摘八谋克民，徙于河北东路酬斡、青狗兒两猛安旧居之地，无牛者官给之。河间宗室未徙者令尽徙于平州，无力者官津发之，土薄者易以良田。先尝令俟丰年则括籍官地，至是岁，省臣复以为奏，上曰：“本为新徙四猛安贫穷，须刷官田与之，若张仲愈等所拟条约太刻，但以民初无得地之由，自抚定后未尝输税，妄通为己业者，刷之。如此，恐民苦之，可为酬直。且先令猛安谋克人户，随宜分处，计其丁壮牛具，合得土田实数，给之。不足，则以前所刷地二万余顷补之。复不足，则续当议。”时有落兀者与婆萨等争懿州地六万顷，以皆无据验，遂没入官。　　二十七年，随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，转与它人种佃，规取课利。命有司拘刷见数，以与贫难无地者，每丁授五十亩，庶不至失所，余佃不尽者方许豪家验丁租佃。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，拟再立限，令贫民请佃官地，缘今已过期，计已数足，其占而有余者，若容告讦，恐滋奸弊。况续告漏通地，敕旨已革，今限外告者宜却之，止付元佃。兼平阳一路地狭人稠，官地当尽数拘籍，验丁以给贫民。上曰：“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，却之，当矣。如无主不顾承佃，方许诸人告请。其平阳路宜计丁限田，如一家三丁己业止三十亩，则更许存所佃官地一顷二十亩，余者拘籍给付贫民可也。”七月，论旨尚书省曰：“唐、邓、颍、蔡、宿、泗等处，水陆膏腴之地，若验等级，量立岁租，宽其征纳之限，募民佃之，公私有益。今河南沿边地多为豪民冒占，若民或流移至彼，就募令耕，不惟贫民有赡，亦增羡官租。其给丁壮者田及耕具，而免其租税。”八月，尚书省奏：“河东地狭，稍凶荒则流亡相继。窃谓河南地广人稀，若令招集他路流民，量给闲田，则河东饥民减少，河南且无旷地矣。”上从所请。九月戊寅，又奏：“在制，诸人请佃官闲地者免五年租课，今乞免八年，则或多垦。”并从之。十一月，尚书省奏：“民验丁佃河南荒闲官地者，如愿作官地则免租八年，愿为己业则免税三年，并不许贸易典卖。若豪强及公吏辈有冒佃者，限两月陈首，免罪而全给之，其税则视其邻地定之，以三分为率减一分，限外许诸人告诣给之。”制可。　　明昌元年二月，谕旨有司曰：“濒水民地，已种莳而为水浸者，可令以所近官田对给。”三月，敕：“当军人所受田，止令自种，力不足者方许人承佃，亦止随地所产纳租，其自欲折钱输纳者从民所欲，不愿承佃者毋强。”六月，尚书省奏：“近制以猛安谋克户不务栽植桑果，已令每十亩须栽一亩，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属州县，劝谕民户，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，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。”诏可。八月，敕：“随处系官闲地，百姓已请佃者仍旧，未佃者以付屯田猛安谋克。”三年六月，尚书省奏：“南京、陕西路提刑司言，旧牧马地久不分拨，以致军民起讼，比差官往各路定之。凡民户有凭验己业，及宅井坟园，已改正给付，而其中复有官地者，亦验数对易之矣。两路牧地，南京路六万三千五百二十余顷，陕西路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余顷。”五年，谕旨尚书省：“辽东等路女直、汉兒百姓，可并令量力为蚕桑。”二月，陈言人乞以长吏劝农立殿最，遂定制：“能劝农田者，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匹，猛安倍之，县官于本等升五人。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，县官升一等。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，分数加至徒一年。三年皆荒者，猛安谋克追一官，县官以升等法降之。”为永格。六年二月，诏罢括陕西之地。又陕西提刑司言：“本路户民安水磨、油栿，所占步数在私地有税，官田则有租，若更输水利钱银，是重并也，乞除之。”省臣奏：“水利钱银以辅本路之用，未可除也，宜视实占地数，除税租。”命他路视此为法。　　承安二年，遣户部郎中上官瑜往西京并沿边，劝举军民耕种。又差户部郎中李敬义往临潢等路规画农事。旧令，军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赁与人，违者苗付地主。泰和四年九月定制，所拨地土十里内自种之数，每丁四十亩，续进丁同此，余者许令便宜租赁及两和分种，违者钱业还主。上闻六路括地时，其间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，以请官地，及包取民田，而民有空输税赋、虚抱物力者，应诏陈言人多论之。五年二月，尚书省奏：“若复遣官分往，追照案凭，讼言纷纷，何时已乎？”遂令虚抱税石已输送入官者，命于税内每岁续克之。泰和七年，募民种佃清河等处地，以其租分为诸春水处饵鹅鸭之食。八年八月，户部尚书高汝砺言：“旧制，人户请佃荒地者，以各路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，仍免八年输纳。若作己业，并依第七等税钱减半，亦免三年输纳。自首冒佃比邻田，定租三分纳二。其请佃黄河退滩地者，次年纳租。向者小民不为久计，比至纳租之时多巧避匿，或复告退，盖由元限太远，请佃之初无人保识故尔。今请佃者可免三年，作己业者免一年，自首冒佃并请退滩地，并令当年输租，以邻首保识，为长制。”　　宣宗贞祐三年七月，以既徙河北军户于河南，议所以处之者。宰臣曰：“当指官田及牧地分畀之，已为民佃者则俟秋获后，仍日给米一升，折以分钞。”太常丞石抹世绩曰：“荒田牧地耕辟费力。夺民素垦则民失所。况军户率无牛，宜令军户分人归守本业，至春复还，为固守计。”上卒从宰臣议，将括之，侍御史刘元规上书曰：“伏见朝廷有括地之议，闻者无不骇愕。向者河北、山东已为此举，民之茔墓井灶悉为有军有，怨嗟争讼至今未绝，若复行之，则将大失众心，荒田不可耕，徒有得地之名，而无享利之实。纵得熟土，不能亲耕，而复令民佃之，所得无几，而使纷纷交病哉！”上大悟，罢之。　　八月，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论，北方侵及河南，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南来。共图保守，而不能知所以得军粮之术。众议谓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，其将益赋，或与军田，二者孰便。参政汝砺言：“河南官民地相半，又多全佃官地之家，一旦夺之，何以自活？小民易动难安，一时避赋遂有舍田之言，及与人能勿悔乎，悔则忿心生矣！如山东拨地时，腴地尽入富家，瘠者乃付贫户，无益于军，而民有损。惟当倍益官租，以给军食。复以系官荒田牧地量数与之，令其自耕，则民不失业，官不厉民矣！”从之。三年十月，高汝砺言：“河北军户徙居河南者几百万口，人日给米一升，岁费三百六十万石，半以给直，犹支粟三百万石。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，岁租才一百五十六万，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之。”遂命右司谏冯开等五人分诣诸郡，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，人三十亩。　　十一月，又议以括荒田及牧马地给军。命尚书右丞高汝砺总之。汝砺还奏：“今顷亩之数较之旧籍甚少，复瘠恶不可耕，均以可耕者与之，人得无几。又僻远之处必徙居以就之，彼皆不能自耕，必以与人，又当取租于数百里之外。况今农田且不能尽辟，岂有余力以耕丛薄交固、草根纠结之荒地哉！军不可仰此得食也，审矣。今询诸军户，皆曰：‘得半粮犹足自养，得田不能耕，复罢其廪，将何所赖？’臣知初籍地之时，未尝按阅其实，所以不如其数，不得其处也。若复考计州县，必各妄承风旨，追呼究结以应命。不足其数，则妄指民田以充之，则所在骚然矣！今民之赋役三倍平时，飞挽转输，日不暇给，而复为此举，何以堪之。且军户暂迁，行有还期，何为以此病民哉！病民而军获利，犹不可为，况无所利乎！惟陛下加察。”遂诏罢给田，但半给粮、半给实直焉。四年，复遣官括河南牧马地，既籍其数，上命省院议所以给军者，宰臣曰：“今军户当给粮者四十四万八千余口，计当口占六亩有奇，继来者不与焉。但相去数百里者，岂能以六亩之故而远来哉！兼月支口粮不可遽罢，臣等窃谓军户愿佃者即当计口给之。自余僻远不愿者，宜准近制，系官荒地许军民耕辟例，令军民得占莳之。”院官曰：“牧马地少，且久荒难耕，军户复乏农器，然不给之，则彼自支粮外，更无从得食，非蓄锐待敌之计。给之则亦未能遽减其粮，若得迟以岁月，俟颇成伦次，渐可以省官廪耳。今夺於有力者，即以授其无力者，恐无以耕。乞令司县官劝率民户，借牛破荒，至来春然后给之。司县官能率民户以助耕而无骚动者，量加官赏，庶几有所激劝。”宰臣复曰：“若如所言，则司县官贪慕官赏，必将抑配，以至扰民。今民家之牛，量地而畜之。况比年以来，农功甫毕则并力转输犹恐不及，岂有暇耕它人之田也。惟如臣等前奏为便。”诏再议之。乃拟民有能开牧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，以半给之为永业，半给军户。奏可。四年，省奏：“自古用兵，且耕且战，是以兵食交足。今诸帅分兵不啻百万，一充军伍咸仰于官，至于妇子居家安坐待哺，盖不知屯田为经久之计也。愿下明诏，令诸帅府各以其军耕耨，亦以逸待劳之策也。”诏从之。　　兴定三年正月，尚书右丞领三司事侯挚言：“按河南军民田总一百九十七万顷有奇，见耕种者九十六万余顷，上田可收一石二斗，中田一石，下田八斗，十一取之，岁得九百六十万石，自可优给岁支，且使贫富均，大小各得其所。臣在东平尝试行二三年，民不疲而军用足。”诏有司议行之。四年十月，移剌不言：“军户自徙于河南，数岁尚未给田，兼以移徙不常，莫得安居，故贫者甚众。请括诸屯处官田，人给三十亩，仍不移屯它所，如此则军户可以得所，官粮可以渐省。”宰臣奏：“前此亦有言授地者，枢密院以谓俟事缓而行之。今河南罹水灾，流亡者众，所种麦不及五万顷，殆减往年太半，岁所入殆不能足。若拨授之为永业，俟有获即罢其家粮，亦省费之一端也。”上从之。又河南水灾，逋户太半，田野荒芜，恐赋入少而国用乏，遂命唐、邓、裕、察、息、寿、颍、亳及归德府被水田，已燥者布种，未渗者种稻，复业之户免本租及一切差发，能代耕者如之，有司擅科者以违制论，阙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贷。五年正月，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鲁言：“京南、东、西三路，屯军老幼四十万口，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，皆坐食民租，甚非善计。宜括逋户旧耕田，南京一路旧垦田三十九万八千五百余顷，内官田民耕者九万九千顷有奇。今饥民流离者太半，东、西、南路计亦如之，朝廷虽招使复业，民恐既复之后生计未定而赋敛随之，往往匿而不出。若分给军户人三十亩，使之自耕，或召人佃种，可数岁之后畜积渐饶，官粮可罢。”令省臣议之，更不能行。　　○租赋　　金制，官地输租，私田输税。租之制不传，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。夏税亩取三合，秋税亩取五升，又纳秸一束，束十有五斤。夏税六月止八月，秋税十月止十二月，为初、中、末三限，州三百里外，纾其期一月。屯田户佃官地者，有司移猛安谋克督之。泰和五年，章宗谕宰臣曰：“十月民获未毕，遽令纳税可乎？”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。中都、西京、北京、上京、辽东、临潢、陕西地寒，稼穑迟熟，夏税限以七月为初。凡输送粟麦，三百里外石减五升，以上每三百里递减五升。粟折秸百称者，百里内减三称，二百里减五称，不及三百里减八称，三百里及输本色槁草，各减十称。计民田园、邸舍、车乘、牧畜、种植之资，藏镪之数，征钱有差，谓之物力钱。遇差科，必按版籍，先及富者，势均则以丁多寡定甲乙。有横科，则视物力，循大至小均科。其或不可分摘者，率以次户济之。凡民之物力，所居之宅不预。猛安谋克户、监户、官户所居外，自置民田宅，则预其数。墓田、学田，租税、物力皆免。　　民诉水旱应免者，河南、山东、河东、大名、京兆、凤翔、彰德部内支郡，夏田四月，秋田七月，余路夏以五月，秋以八月，水田则通以八月为限，遇闰月则展期半月，限外诉者不理。非时之灾则无限。损十之八者全免，七分免所损之数，六分则全征。桑被灾不能蚕，则免丝绵绢税。诸路雨雪及禾稼收获之数，月以捷步申户部。凡叙使品官之家，并免杂役，验物力所当输者、止出雇钱。进纳补官未至廕子孙、及凡有出身者、谓司吏、译人等。出职带官叙当身者、杂班叙使五品以下、及正品承应已带散官未出职者，子孙与其同居兄弟，下逮终场举人，系籍学生、医学生，皆免一身之役。三代同居，已旌门则免差发，三年后免杂役。　　太宗天会元年，敕有司轻徭赋，劝稼穑。十年，以辽人士庶之族赋役等差不一，诏有司命悉均之。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，诏免民户残欠租税。皇统三年，蠲民税之未足者。世宗大定二年五月，谓宰臣曰：“凡有徭役，均科强户，不得抑配贫民。”有言以用度不足，奏预借河北东西路、中都租税，上以国用虽乏，民力尤艰，遂不允。三年，以岁歉，诏免二年租税。又诏曰：“朕比以元帅府从宜行事，今闻河南、陕西、山东、北京以东、及北边州郡，调发甚多，而省部又与他州一例征取赋役，是重扰也。可凭元帅府已取者例，蠲除之。”五年，命有司：“凡罹蝗旱水溢之地，蠲其赋税。”六年，以河北、山东水，免其租。八年十月，彰德军节度使高昌福上书言税租甚重，上谕翰林学士张景仁曰：“今租税法比近代甚轻，而以为重，何也？”景仁曰：“今之税敛殊轻，非税敛则国用何从而出？”二年二月，尚书省奏：“天下仓廪贮粟二千七十九万余石。”上曰：“朕闻国无九年之蓄则国非其国，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赋，岁取九百万石，自经费七百万石外，二百万石又为水旱之所蠲免及赈贷之用，余才百万石而已。朕广蓄积，备饥谨也。小民以为税重，小臣沽民誉，亦多议之。盖不虑国家缓急之备也。”　　十二年正月，以水旱免中都、西京、南京、河北、河东、山东、陕西去年租税。十三年，谓宰臣曰：“民间科差，计所免已过半矣。虑小民不能详知，吏缘为奸，仍旧征取，其令所在揭榜谕之。”十月，敕州县官不尽力催督税租，以致逋悬者，可止其俸，使之征足，然后给之。十六年正月，诏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税。十七年，上问宰臣曰：“辽东赋税旧六万余石，通检后几二十万。六万时何以仰给，二十万后所积几何？”户部契勘，谓：“先以官吏数少故能给，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数多，以此费大。”上曰：“当察其实，毋令妄费也。”十七年三月，诏免河北、山东、陕西、河东、西京、辽东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税。十八年正月。免中都、河北、河东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等路前年被灾租税。十九年秋，中都、西京、河北、山东、河东、陕西以水旱伤民田十三万七千七百余顷，诏蠲其租。二十年三月，以中都、西京、河北、山东、河东、陕西路前岁被灾，诏免其租税。以户部尚书曹望之之言，诏减鄜延及河东南路税五十二万余石，增河北西路税八万八千石。又诏诸税粟非关边要之地者，除当储数外，听民从便折纳。二十一年九月，以中都水灾，免租。前时近官路百姓以牛夫充递运者，复于它处未尝就役之家征钱偿之。二十三年，宗州民王仲规告乞征还所役牛夫钱，省臣以奏，上曰：“此既就役，复征钱于彼，前虽如此行之，复恐所给钱未必能到本户，是两不便也。不若止计所役，免租税及铺马钱为便。其预计实数以闻。若和雇价直亦须裁定也。”有司上其数，岁约给六万四千余贯，计折粟八万六千余石。上复命，自今役牛夫之家，以去道三十里内居者充役。二十六年，军民地罹水旱之灾者，二十一万顷免税凡四十九万余石。二十七年六月，免中都、河北等路尝被河决水灾军民租税。十一月，诏河水泛溢，农田被灾者，与免差税一年。怀、卫、孟、郑四州塞河劳役，并免今年差税。章宗大定二十九年，赦民租十之一。河东南北路则量减之。尚书省奏，两路田多峻阪，硗瘠者往往再岁一易，若不以地等级蠲除，则有不均。遂敕以赦书特免一分外，中田复减一分，下田减二分。旧制，夏、秋税纳麦、粟、草三色，以各处所须之物不一，户部复令以诸所用物折纳。上封事者言其不可，户部谓如此则诸路所须之物要当和市，转扰民矣。遂命太府监，应折纳之物为祗承宫禁者，治黄河薪刍增直二钱折纳，如黄河岸所用木石固非土产，乃令所属计置，而罢它应折纳者。　　明昌元年四月，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税，恐廪粟积久腐败。省臣奏曰：“臣等议，大定十八年户部尚书曹望之奏，河东及鄜延两路税颇重，遂减五十二万余石。去年赦十之一，而河东瘠地又减之。今以岁入度支所余无几，万一有水旱之灾，既蠲免其所入，复出粟以赈之，非有备不可。若复欲减，将何以待之。如虑腐败，令诸路以时曝晾，毋令致坏，违者论如律。”制可。　　十一月，尚书省奏：“河南荒闲官地，许人计丁请佃，愿仍为官者免租八年，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。”诏从之。明昌二年二月，敕自今民有诉水旱灾伤者，即委官按视其实，申所属州府，移报提刑司，同所属检毕，始令翻耕。三年六月，有司言河州灾伤，阙食之民犹有未输租者，诏蠲之。九月，以山东、河北三路被灾，其权阁之租及借贷之粟，令俟岁丰日续征。上如秋山，免围场经过人户今岁夏秋租税之半。四年冬十月，上行幸，谕旨尚书省曰：“海壖石城等县，地瘠民困，所种惟黍稗而已。及赋於官，必以易粟输之。或令止课所产，或依河东路减税，至还京当定议以闻。”五年，敕免河决被灾之民秋租。泰和四年四月，以久旱下诏责躬，免所旱州县今年夏税。九月，陈言者谓：“河间、沧州逃户，物力钱至数千贯，而其差发，有司止取办于见户，民不能堪矣！”诏令按察司，除地土物力命随其业，而权止其浮财物力。五年正月，诏有司：“自泰和三年尝所行幸至三次者，被科之民特免半年租税。”八年五月，以宋谋和，诏天下，免河南、山东、陕西六路今年夏税，河东、河北、大名等五路半之。八月，诏诸路农民请佃荒田者，与免租赋三年，作己业者一年，自首冒佃、及请佃黄河退滩地者，不在免例。　　宣宗贞祐三年十月，御史田迥秀言：“方今军国所需，一切责之河南。有司不惜民力，征调太急，促其期限，痛其棰楚。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，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，力竭财殚，相踵散亡，禁之不能止也，乞自今凡科征必先期告之，不急者皆罢，庶民力宽而逋者可复。”诏行之。十二月，诏免逃户租税。四年三月，免陕西逃户租。五月，山东行省仆散安贞言：“泗州被灾，道殣相望，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。而邳州戍兵数万，急征重役，悉出三县，官吏酷暴，擅括宿藏，以应一切之命。民皆逋窜，又别遣进纳闲官以相迫督。皆怙势营私，实到官者才十之一，而徒使国家有厚敛之名。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。”诏从之。兴定元年二月，免中京、嵩、汝等逋租十六万石。四年，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奏：“亳州大水，计当免租三十万石，而三司官不以实报，止免十万而已。”诏命治三司官虚妄之罪。七月，以河南大水，下诏免租劝种，且命参知政事李复亨为宣慰使，中丞完颜伯嘉副之。十月，以久雨，令宽民输税之限。十一月，上曰：“闻百姓多逃，而逋赋皆抑配见户，人何以堪？军储既足，宜悉除免。今又添军须钱太多，亡者讵肯复业乎？”遂命行部官阅实免之，已代纳者给以恩例，或除它役，仍减桑皮故纸钱四之一。三年，令逃户复业者但输本租，余差役一切皆免。能代耕者，免如复户。有司失信擅科者，以违制论。　　四年十二月，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：“今民输税，其法大抵有三，上户输远仓，中户次之，下户最近。然近者不下百里，远者数百里，道路之费倍于所输，而雨雪有稽违之责。遇贼有死伤之患。不若止输本郡，令有司检算仓之所积，称屯兵之数，使就食之。若有不足，则增敛于民，民计所敛不及道里之费，将忻然从之矣！”五年十月，上谕宰臣曰：“比欲民多种麦，故令所在官贷易麦种。今闻实不贷与，而虚立案簿，反收其数以补不足之租。其遣使究治。”　　元光元年，上闻向者有司以征税租之急，民不待熟而刈之，以应限。今麦将熟矣，其谕州县，有犯者以慢军储治罪。九月，权立职官有田不纳租罪。京南司农卿李蹊言：“按《齐民要术》，麦晚种则粒小而不实，故必八月种之。今南路当输秋税百四十余万石，草四百五十余万束，皆以八月为终限。若输远仓及泥淖，往返不下二十日，使民不暇趋时，是妨来岁之食也。乞宽征敛之限。使先尽力于二麦。”朝廷不从。元光二年，宰臣奏：“去岁正月京师见粮才六十余万石，今三倍矣，计国用颇足，而民间租税征之不绝，恐贫民无所输而逋亡也。”遂以中旨遍谕止之。　　○牛头税　　即牛具税，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。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，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，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，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。天会三年，太宗以岁稔，官无储积无以备饥谨，诏令一耒赋粟一石，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。四年，诏内地诸路，每牛一具赋粟五斗，为定制。　　世宗大定元年，诏诸猛安不经迁移者，征牛具税粟，就命谋克监其仓，亏损则坐之。十二年，尚书省奏：“唐古部民旧同猛安谋克定税，其后改同州县，履亩立税，颇以为重。”遂命从旧制。二十年，定功授世袭谋克，许以亲族从行，当给以地者，除牛九具以下全给，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，则于官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。二十一年，世宗谓宰臣曰：“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，比闻今岁山西丰稔，所获可支三年。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，而又牛头税粟，每牛一头止令各输三斗，又多逋悬，此皆递互隐匿所致，当令尽实输之。”二十三年，有司奏其事，世宗谓左丞完颜襄曰：“卿家旧止七具，今定为四十具，朕始令卿等议此，而卿皆不欲，盖各顾其私尔。是后限民口二十五，算牛一具。”七月，尚书省复奏其事，上虑版籍岁久贫富不同，猛安谋克又皆年少，不练时事，一旦军兴，按籍征之必有不均之患。乃令验实推排。阅其户口、畜产之数，其以上京二十二路来上。八月，尚书省奏，推排定猛安谋克户口、田亩、牛具之数。猛安二百二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，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，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，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，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，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，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。在都宗室将军司，户一百七十，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，内正口九百八十二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，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有奇，牛具三百四。迭剌、唐古二部五飐，户五千五百八十五，口一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，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，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，田四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，牛具五千六十六。后二十六年，尚书省奏并征牛头税粟，上曰：“积压五年，一见并征，民何以堪？其令民随年输纳。被灾者蠲之，贷者俟丰年征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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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第三十-金史

志第三十 食货四 ○盐 金制，榷货之目有十，曰酒、曲、茶、醋、香、矾、丹、锡、铁，而盐为称首。贞元初，蔡松年为户部尚书，始复钞引法，设官置库以造钞、引。钞，合盐司簿之

见死不救的意思

志第二十七 食货一 国之有食货，犹人之有饮食也。人非饮食不生，国非食货不立。然燧人、庖牺能为饮食之道以教人，而不能使人无饮食之疾。三王能为食货之政以遗后世，而不能使,

志第二十八-金史

志第二十八 食货二 ○田制 量田以营造尺，五尺为步，阔一步，长二百四十步为亩，百亩为顷。民田业各从其便，卖质于人无禁，但令随地输租而已。凡桑枣，民户以多植为勤，少者必

志第二十七

　　食货一　　国之有食货，犹人之有饮食也。人非饮食不生，国非食货不立。然燧人、庖牺能为饮食之道以教人，而不能使人无饮食之疾。三王能为食货之政以遗后世，而不能使后世无食货之弊。唯善养生者如不欲食啖，而饮食自不阙焉，故能适饥饱之宜，可以疾少而长寿。善裕国者初不事货殖，而食货自不乏焉，故能制丰约之节，可以弊少而长治。　　金于食货，其立法也周，其取民也审。太祖肇造，减辽租税，规模远矣。熙宗、海陵之世，风气日开，兼务远略，君臣讲求财用之制，切切然以是为先务。虽以世宗之贤，储积之志曷尝一日而忘之。章宗弥文煟兴，边费亦广，食货之议不容不急。宣宗南迁，国土日蹙，污池数罟，往往而然。考其立国以来，所谓食货之法，荦荦大者曰租税、铜钱、交钞三者而已。三者之法数变而数穷。官田曰租，私田曰税。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，及其藏镪多寡，征钱曰物力。物力之征，上自公卿大夫，下逮民庶，无苟免者。近臣出使外国，归必增物力钱，以其受馈遗也。猛安谋克户又有所谓牛头税者，宰臣有纳此税，庭陛间谘及其增减，则州县征求于小民盖可知矣。故物力之外又有铺马、军须、输庸、司吏、河夫、桑皮故纸等钱，名目琐细，不可殚述。其为户有数等，有课役户、不课役户、本户、杂户、正户、监户、官户、奴婢户、二税户。有司始以三年一籍，后变为通检，又为推排。凡户隶州县者，与隶猛安谋克，其输纳高下又各不同。法之初行，唯恐不密，言事者谓其厉民，即命罢之。罢之未久，会计者告用乏，又即举行。其罢也志以便民，而民未见德。其行也志以足用，而用不加饶。一时君臣节用之言不绝告诫。尝自计其国用，数亦浩瀚，若足支历年者，郡县稍遇岁侵，又遽不足，竟莫诘其故焉。　　至于铜钱、交钞之弊，盖有甚者。初用辽、宋旧钱，虽刘豫所铸，豫废，亦兼用之。正隆而降，始议鼓铸，民间铜禁甚至，铜不给用，渐兴窑冶。凡产铜地脉，遗吏境内访察无遣，且及外界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，皆造于官而鬻之。既而官不胜烦，民不胜病，乃听民冶铜造器，而官为立价以售，此铜法之变也。若钱法之变，则鼓铸未广，敛散无方，已见壅滞。初恐官库多积，钱不及民，立法广布。继恐民多匿钱，乃设存留之限，开告讦之路，犯者绳以重罚，卒莫能禁。州县钱艰，民间自铸，私钱苦恶特甚。乃以官钱五百易其一千，其策愈下。及改铸大钱，所准加重，百计流通，卒莫获效。济以铁钱，铁不可用，权以交钞，钱重钞轻，相去悬绝，物价腾踊，钞至不行。权以银货，银弊又滋，救亦无策，遂罢铜钱，专用交钞、银货。然而二者之弊乃甚于钱，在官利于用大钞，而大钞出多，民益见轻。在私利于得小钞，而小钞入多，国亦无补。于是，禁官不得用大钞，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，则又责民以钞纳官，以示必用。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，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，先后轻重不伦，民益眩惑。及不得已，则限以年数，限以地方，公私受纳限以分数，由是民疑日深。其间，易交钞为宝券，宝券未久更作通宝，准银并用。通宝未久复作宝泉，宝泉未久织绫印钞，名曰珍货。珍货未久复作宝会，汔无定制，而金祚讫矣。　　历观自古财聚民散，以至亡国，若鹿台、钜桥之类，不足论也。其国亡财匮，比比有之，而国用之屈，未有若金季之甚者。金之为政，常有恤民之志，而不能已苛征之令，徒有聚敛之名，而不能致富国之实。及其亡也，括粟、阑籴，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。加赋数倍，豫借数年，或欲得钞则豫卖下年差科。高琪为相，议至榷油。进纳滥官，辄售空名宣敕，或欲与以五品正班。僧道入粟，始自度牒，终至德号、纲副威仪、寺观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。甚而丁忧鬻以求仕，监户鬻以从良，进士出身鬻至及第。又甚而叛臣剧盗之效顺，无金帛以备赏激，动以王爵固结其心，重爵不蔇，则以国姓赐之。名实混淆，伦法飖坏，皆不暇顾，国欲不乱，其可得乎？迨夫宋绝岁币而不许和，贪其淮南之蓄，谋以力取，至使枢府武骑尽于南伐。讹可、时全之出，初志得粮，后乃尺寸无补，三军偾亡，我师压境，兵财俱困，无以御之。故志金之食货者，不能不为之掩卷而兴慨也。《传》曰：“作法于凉，其弊犹贪。作法于贪，弊将若何。”金起东海，其俗纯实，可与返古。初入中夏，兵威所加，民多流亡，土多旷闲，遗黎惴惴，何求不获。使於斯时，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，若用唐之永业、口分以制民产，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，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，与其国相终始耶！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，踵久坏之法，及其中叶，鄙辽俭朴，袭宋繁缛之文；惩宋宽柔，加辽操切之政。是弃二国之所长，而并用其所短也。繁褥胜必至于伤财，操切胜必至于害民，讫金之世，国用易匮，民心易离，岂不由是欤？作法不慎厥初，变法以救其弊，只益甚焉耳。其他盐策、酒曲、常平、和籴、茶税、征商、榷场等法，大概多宋旧人之所建明，息耗无定，变易靡恆，视钱钞何异？田制、水利、区田之目，或骤行随辍，或屡试无效，或熟议未行，咸著无篇，以备一代之制云。　　○户口　　金制，男女二岁以下为黄，十五以下为小，十六为中，十七为丁，六十为老，无夫为寡妻妾，诸笃废疾不为丁。户主推其长充，内有物力者为课役户，无者为不课设户。令民以五家为保。泰和六年，上以旧定保伍法，有司灭裂不行，其令结保，有匿奸细、盗贼者连坐。宰臣谓旧以五家为保，恐人易为计构而难觉察，遂令从唐制，五家为邻、五邻为保，以相检察。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，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，以按比户口，催督赋役，劝课农桑。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，二百户以上三人，五十户以上二人，以下一人，以佐里正禁察非违。置壮丁，以佐主首巡警盗贼。猛安谋克部村寨，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，掌同主首。寺观则设纲首。凡坊正、里正，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，富民均出顾钱，募强干有抵保者充，人不得过百贯，役不得过一年。大定二十九年，章宗尝欲罢坊、里正，复以主首远，入城应代，妨农不便，乃以有物力谨愿者二年一更代。凡户口计帐，三年一籍。自正月初，州县以里正、主首，猛安谋克则以寨使，诣编户家责手实，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，生者增之，死者除之。正月二十日以实数报县，二月二十日申州，以十日内达上司，无远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。凡汉人、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户。猛安谋克之奴婢免为良者，止隶本部为正户。凡没入官良人，隶宫籍监为监户，没入官奴婢，隶太府监为官户。　　当收国二年时，法制未定，兵革未息，贫民多依权右为苟安，多隐蔽为奴婢者。太祖下诏曰：“比以岁凶民饥，多附豪族，因陷为奴隶。及有犯法，征偿莫办，折身为奴。或私约立限，以人对赎，过期则以为奴者。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，元约以一人赎者从便。”天辅五年，以境土既拓，而旧部多瘠卤，将移其民于泰州，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。昱等苴其土以进，言可种植，遂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，使宗人婆卢火统之，屯种于泰州。婆庐火旧居阿注浒水又作按出虎，至是迁焉。其居宁江州者，遣拾得、查端、阿里徒欢、奚挞罕等四谋克，挈家属耕具，徙于泰州，仍赐婆卢火耕牛五十。天辅六年，既定山西诸州，以上京为内地，则移其民实之。又命耶律佛顶以兵护送诸降人于浑河路，以皇弟昂监之，命从便以居。七年，以山西诸部族近西北二边，且辽主未获，恐阴相结诱，复命皇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四千护送，处之岭东，惟西京民安堵如故，且命昂镇守上京路。既而，上闻昂已过上京，而降人复苦其侵扰多叛亡者，遂命孛堇出里底往戒谕之，比至，而诸部已叛去。又以猛安详稳留住所领归附之民还东京，命有司常抚慰，且贷一岁之粮，其亲属被虏者皆令聚居。及七年取燕京路，二月，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。太宗天会元年，以旧徙润、隰等四州之民于沈州之境，以新迁之户艰苦不能自存，诏曰：“比闻民乏食至鬻子者，听以丁力等者赎之。”又诏孛堇阿实赉曰：“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昔有自鬻及典质其身者，命官为赎。今闻尚有未复者，其悉阅赎之。”又命以官粟赎上京路新迁置宁江州户口贫而卖身者，六百余人。二年，民有自鬻为奴者，诏以丁力等者易之。三年，禁内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，权势家不得买贫民为奴，其胁买者一人偿十五人，诈买者一人偿二人，罪皆杖百。七年，诏兵兴以来，良人被略为驱者，听其父母妻子赎之。熙宗皇统四年诏陕西、蒲、解、汝、蔡等州岁饥，百姓流落典雇为驱者，官以绢赎为良，丁男三匹，妇人幼小二匹。　　世宗大定二年，诏免二税户为民。初，辽人佞佛尤甚，多以良民赐诸寺，分其税一半输官，一半输寺，故谓之二税户。辽亡，僧多匿其实，抑为贱，有援左证以告者，有司各执以闻，上素知其事，故特免之。十七年五月，省奏：“咸平府路一千六百余户，自陈皆长白山星显、禅春河女直人，辽时签为猎户，移居于此，号移典部，遂附契丹籍。本朝义兵之兴，首诣军降，仍居本部，今乞厘正。”诏从之。二十年，以上京路女直人户，规避物力，自卖其奴婢，致耕田者少，遂以贫乏，诏定制禁之。又谓宰臣曰：“猛安谋克人户，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，与汉人错居，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，农作时令相助济，此亦劝相之道也。”二十一年六月，徙银山侧民于临潢。又命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，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，为定制。二十三年，定制，女直奴婢如有得力，本主许令婚娉者，须取问房亲及村老给据，方许娉於良人。是年八月，奏猛安谋克户口、垦地、牛具之数。猛安二百二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，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，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，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，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。垦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，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。在都宗室将军司，户一百七十，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，内正口九百八十二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。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，牛具三百四。迭剌、唐西二部五飐，户五千五百八十五，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，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，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。垦田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，牛具五千六十六。二十五年，命宰臣禁有禄人一子、及农民避课役，为僧道者。大定初，天下户才三百余万，至二十七年天下户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，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。　　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，上封事者言，乞放二税户为良。省臣欲取公牒可凭者为准，参知政事移剌履谓：“凭验真伪难明，凡契丹奴婢今后所生者悉为良，见有者则不得典卖，如此则三十年后奴皆为良，而民且不病焉。”上以履言未当，令再议。省奏谓不拘括则讼终不绝，遂遣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、侍御史范楫分括北京路及中都路二税户，凡无凭验，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检而知之者，其税半输官，半输主，而有凭验者悉放为良。明昌元年正月，上封事者言：“自古以农桑为本，今商贾之外又有佛、老与他游食，浮费百倍。农岁不登，流殍相望，此末作伤农者多故也。”上乃下令，禁自披剃为僧、道者。是岁，奏天下户六百九十三万九千，口四千五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，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余石，除官兵二年之费，余验口计之，口月食五斗，可为四十四日之食。上曰：“蓄积不多，是力农者少故也。其集百官，议所以使民务本广储之道，以闻。”六月，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税户，凡一千七百余户，万三千九百余口，此后为良为驱，皆从已断为定。明昌六年二月，上谓宰臣曰：“凡言女直进士，不须称女直字。卿等误作回避女直、契丹语，非也。今如分别户民，则女直言本户，汉户及契丹，余谓之杂户。”明昌六年十二月，奏天下女直、契丹、汉户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，口四千八百四十九万四百，物力钱二百六十万四千七百四十二贯。泰和七年六月，敕，中物力户，有役则多逃避，有司令以次户代之，事毕则复业，以致大损不逃之户。令省臣详议。宰臣奏：“旧制太轻。”遂命课役全户逃者徒二年，赏告者钱五万。先逃者以百日内自首，免罪。如实销乏者，内从御史台，外从按察司，体究免之。十二月，奏天下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，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七十九。户增于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，口增八百八十二万七千六十五。此金版籍之极盛也。　　及卫绍王之时，军旅不息，宣宗立而南迁，死徙之余，所在为虚矣。户口日耗，军费日急，赋敛繁重，皆仰给于河南，民不堪命，率弃庐田，相继亡去。及屡降诏招复业者，免其岁之租，然以国用乏竭，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，以故多不敢还。兴定元年十二月，宣宗欲悬赏募人捕亡户，而复虑骚动，遂命依已降诏书，已免债逋，更招一月，违而不来者然后捕获治罪，而以所遗地赐人。四年，省臣奏：“河南以岁饥而赋役不息，所亡户令有司招之，至明年三月不复业者，论如律。”时河壖为疆，烽鞞屡警，故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言：“亳州户旧六万，自南迁以来，不胜调发，相继逃去，所存者曾无十一，砀山下邑，野无居民矣！”　　○通检推排　　通检，即《周礼》大司徒三年一大比，各登其乡之众寡、六畜、车辇，辨物行征之制也。金自国初占籍之后，至大定四年，承正隆师旅之余，民之贫富变更，赋役不均，世宗下诏曰：“粤自国初，有司常行大比，于今四十年矣。正隆时，兵役并兴，调发无度，富者今贫不能自存，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犹幸免。是用遣信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，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，以革前弊，俾元元无不均之叹，以称朕意。凡规措条理，命尚书省画一以行。”又命：“凡监户事产，除官所拨赐之外，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。皆在通检之数。”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，弘信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，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面责之曰：“朝廷以正隆后差调不均，故命使者均之。今乃残暴，妄加民产业数倍，一有来申诉者，则血肉淋离，甚者即殒杖下，此何理也？”弘信不能对，故惟棣州稍平。五年，有司奏诸路通检不均，诏再以户口多寡、贫富轻重，适中定之。既而，又定通检地土等第税法。十五年九月，上以天下物力，自通检以来十余年，贫富变易，赋调轻重不均，遣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，分路推排。　　二十年四月，上谓宰臣曰：“猛安谋克户，富贫差发不均，皆自谋克内科之，暗者惟胥吏之言是从，轻重不一。自窝斡叛后，贫富反复，今当籍其夹户，推其家赀，傥有军役庶可均也。”诏集百官议，右丞相克宁、平章政事安礼，枢密副使宗尹言：“女直人除猛安谋克仆从差使，余无差役。今不推奴婢孳畜、地土数目，止验产业科差为便。”左丞相守道等言：“止验财产，多寡分为四等，置籍以科差，庶得均也。”左丞通、右丞道、都点检襄言：“括其奴婢之数，则贫富自见，缓急有事科差，与一例科差者不同。请俟农隙，拘括地土牛具之数，各以所见上闻。”上曰：“一谋克户之贫富，谋克岂不知。一猛安所领八谋克，一例科差。设如一谋无内，有奴婢二三百口者，有奴婢一二人者，科差与同，岂得平均。正隆兴兵时，朕之奴婢万数，孳畜数千，而不差一人一马，岂可谓平。朕于庶事未尝专行，与卿谋之。往年散置契丹户，安礼极言恐扰动，朕决行之，果得安业。安礼虽尽忠，未审长策。其从左丞通等所见，拘括推排之。”十二月，上谓宰臣曰：“猛安谋克多新强旧弱，差役不均，其令推排，当自中都路始。”至二十二年八月，始诏令集耆老，推贫富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，分为上中下三等。以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中都路，续遣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外官同分路推排。　　九月，诏：“毋令富者匿隐畜产，贫户或有不敢养马者。昔海陵时，拘括马畜，绝无等级，富者幸免，贫者尽拘入官，大为不均。今并核实贫富造籍，有急即按籍取之，庶几无不均之弊。”张汝弼、梁肃奏：“天下民户通检既定，设有产物移易，自应随业输纳。至于浮财，须有增耗，贫者自贫，富者自富，似不必屡推排也。”上曰：“宰执家多有新富者，故皆不愿也。”肃对曰：“如臣者，能推排中都物力。臣以尝为南使，先自添物力钱至六十余贯，视其他奉使无如臣多者。但小民无知，法出奸生，数动摇则易骇。如唐、宋及辽时，或三二十年不测通比则有之。频岁推排，似为难尔。”二十六年，复以李晏等分路推排。二十七年，奏晏等所定物力之数。上曰：“朕以元推天下物力钱三百五万余贯，除三百万贯外，令减五万余贯。今减不及数，复续收二万余贯，即是实二万贯尔，而曰续收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此谓旧脱漏而今首出者，及民地旧无力耕种，而今耕种者也。”上曰：“通检旧数，止于视其营运息耗，与房地多寡，而加减之。彼人卖地，此人买之，皆旧数也。至如营运。此强则彼弱，强者增之，弱者减之而已。且物力之数盖是定差役之法，其大数不在多寡也。朕恐实有营运富家所当出者，反分与贫者尔。”　　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，命为国信使之副者，免增物力。又命农民如有积粟，毋充物力，钱悭之郡，所纳钱货则许折粟帛。九月，以曹州河溢，遣马百禄等推排遭垫溺州县之贫乏者。明昌元年四月，刑部郎中路伯达等言：“民地已纳税，又通定物力，比之浮财所出差役，是为重并也。”遂详酌民地定物力，减十之二。尚书户部言，中都等路被水，诏委官推排，比旧减钱五千六百余贯。明昌三年八月，敕尚书省：“百姓当丰稔之时不务积贮，一遇凶俭辄有阻饥，何法可使民重谷而多积也。”宰臣对曰：“二十九年，已诏农民能积粟免充物力。明昌初，命民之物力与地土通推者，亦减十分之二，此固其术也。”承安元年，尚书省奏：“是年九月当推排，以有故不克。”诏以冬已深，比事毕恐妨农作，乃权止之。二年冬十月，敕令议通检，宰臣奏曰：“大定二十七年通检后，距今已十年，旧户贫弱者众，傥迟更定，恐致流亡。”遂定制，已典卖物业，止随物推收，析户异居者许令别籍，户绝及困弱者减免，新强者详审增之，止当从实，不必敷足元数。边城被寇之地，皆不必推排。于是，令吏部尚书贾执刚、吏部侍郎高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，示为诸路法。每路差官一员，命提刑司官一员副之。三年九月，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钱二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二贯四百九十文，旧额三百二万二千七百十八贯九百二十二文，以贫乏除免六十三万八千一百一十一贯。除上京，北京、西京路无新强增者，余路计收二十万二千九十五贯。泰和二年闰十二月，上以推排时，既问人户浮财物力，而又勘当比次，期迫事繁，难得其实，敕尚书省，定人户物力随时推收法，令自今典卖事产者随业推收，别置标簿，临时止拘浮财物力以增减之。泰和四年十二月，上以职官仕于远方，其家物力有应除而不除者，遂定典卖实业逐时推收，若无浮财营运，应除免者，令本家陈告，集坊村人户推唱，验实免之。造籍后如无人告，一月内以本官文牒推唱，定标附于籍。五年，以西京、北京边地常罹兵荒，遣使推排之。旧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万三千余贯，遂减为二十八万七千余贯。五年六月，签南京按察司事李革言：“近制，令人户推收物力，置簿标题，至通推时，止增新强，销旧弱，庶得其实。今有司奉行灭裂，恐临时冗并，卒难详审，可定期限，立罪以督之。”遂令自今年十一月一日，令人户告诣推收标附，至次年二月一日毕，违期不言者坐罪。且令诸处税务，具税讫房地，每半月具数申报所属，违者坐以怠慢轻事之罪。仍敕物力既随业，通推时止令定浮财。八年九月，以吏部尚书贾守谦、知济南府事蒲察张家奴、莒州刺史完颜百嘉、南京路转运使宋元吉等十三员，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员，推排诸路。上召至香阁，亲谕之曰：“朕选卿等随路推排，除推收外，其新强消乏户，虽集众推唱，然消乏者勿销不尽，如一户物力元三百贯，今蠲免二百五十贯犹有未当者。新强勿添尽，量存其力，如一户可添三百贯，而止添二百贯之类。卿等各宜尽心，一推之后十年利害所关，苟不副所任，罪当不轻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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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第二十九-金史

志第二十九 食货三 ○钱币 钱币。金初用辽、宋旧钱，天会末，虽刘豫“阜昌元宝”、“阜昌重宝”亦用之。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，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，遂制交钞，与钱并

见死不救的意思

志第二十五 兵 ○兵制 金兴，用兵如神，战胜功取，无敌当世，曾未十年遂定大业。原其成功之速，俗本鸷劲，人多沉雄，兄弟子姓才皆良将，部落保伍技皆锐兵。加之地狭产薄，无事,

志第二十七-金史

志第二十七 食货一 国之有食货，犹人之有饮食也。人非饮食不生，国非食货不立。然燧人、庖牺能为饮食之道以教人，而不能使人无饮食之疾。三王能为食货之政以遗后世，而不能使

志第二十五

　　兵　　○兵制　　金兴，用兵如神，战胜功取，无敌当世，曾未十年遂定大业。原其成功之速，俗本鸷劲，人多沉雄，兄弟子姓才皆良将，部落保伍技皆锐兵。加之地狭产薄，无事苦耕可给衣食，有事苦战可致俘获，劳其筋骨以能寒暑，征发调遣事同一家。是故将勇而志一，兵精而力齐，一旦奋起，变弱为强，以寡制众，用是道也。及其得志中国，自顾其宗族国人尚少，乃割土地、崇位号以假汉人，使为之效力而守之。猛安谋克杂厕汉地，听与契丹、汉人昏因以相固结。迨夫国势浸盛，则归土地、削位号，罢辽东渤海、汉人之袭猛安谋克者，渐以兵柄归其内族。然枢府签军募军兼采汉制，伐宋之役参用汉军及诸部族而统以国人，非不知制胜长策在于以志一之将、用力齐之兵也，第以土宇既广，岂得尽任其所亲哉！驯致极盛，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，积其猜疑，卒自戕贼，遂致强本刊落，醇风锲薄，将帅携离，兵士骄惰。迄其亡也，“忠孝”等军构难于内，飐军杂人召祸于外，向之所谓志一而力齐者，不见可恃之势焉。岂非自坏其家法而致是欤？抑是道也可用于新造之邦，不可以保长久之天下欤？金以兵得国，奉诏作《金史》，故于金之《兵志》考其兴亡得失之迹，特著于斯。兵制、马政、养兵等法载诸旧史者，?户列于篇。　　金之初年，诸部之民无它徭役，壮者皆兵，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，有警则下令部内，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，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。其部长曰孛堇，行兵则称曰猛安、谋克，从其多寡以为号，猛安者千夫长也，谋克者百夫长也。谋克之副曰蒲里衍，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。部卒之数，初无定制。至太祖即位之二年，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，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，谋克十为猛安。继而诸部来降，率用猛安、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。出河之战兵始满万，而辽莫敌矣！及来流、鸭水、铁骊、鳖古之民皆附，东京既平，山西继定，内收辽、汉之降卒，外籍部族之健士。尝用辽人讹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户为一谋克，汉人王六兒以诸州汉人六十五户为一谋克，王伯龙及高从祐等并领所部为一猛安。至天会二年，平州既平，宗望恐风俗揉杂，民情弗便，乃罢是制。诸部降人但置长吏，以下从汉官之号。四年，伐宋之役，调燕山、云中、中京、上京、东京、辽东、平州、辽西、长春八路民兵，隶诸万户，其间万户亦有专统汉军者。熙宗皇统五年，又罢辽东汉人、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，浸移兵柄于其国人，乃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，宗室为上，余次之。至海陵庶人天德二年，省并中京、东京、临潢、咸平、泰州等路节镇及猛安谋克，削上中下之名，但称为“诸猛安谋克，”循旧制间年一征发，以补老疾死亡之数。贞元迁都，遂徙上京路太祖、辽王宗干、秦王宗翰之猛安，并为合扎猛安，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，太师勖、宗正宗敏之族，处之中都。斡论、和尚、胡剌三国公，太保昂，詹事乌里野，辅国勃鲁骨，定远许烈，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。阿鲁之族处之北京。按达族属处之河间。正隆二年，命兵部尚书萧恭等，与旧军皆分隶诸总管府、节度使，授田牛使之耕食，以蕃卫京国。六年，南伐，立三道都统制府及左右领军大都督，将三十二军，以神策、神威、神捷、神锐、神毅、神翼、神勇、神果、神略、神锋、武胜、武定、武威、武安、武捷、武平、武成、武毅、武锐、武扬、武翼、武震、威定、威信、威胜、威捷、威烈、威毅、威震、威略、威果、威勇为名，军置都总管、副总管及巡察使、副各一员。而沿边契丹恐妻孥被邻寇钞掠，不可尽行，遂皆背判。而大名续授甲之士还迎立世宗于东京。　　及大定之初，窝斡既平，乃散契丹隶诸猛安谋克。至三年，诏河北、山东等路所签军，有父兄俱已充甲军，子弟又为阿里喜，恐其家更无丁男，有误农种，与免一丁，以驱丁充阿里喜，无驱丁者于本猛安谋克内验富强有驱丁者签充。十三年，徙东北等戌边汉军于内地。十五年十月，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，再定猛安谋克户，每谋克户不过三百，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。十七年，又以西南、西北招讨司契丹余党心素狠戾，复恐生事，它时或有边隙，不为我用，令迁之于乌十里石垒部及上京之地。上谓宰臣曰：“北边番戍之人，岁冒寒暑往来千里，甚为劳苦。纵有一二马牛，一往则无还理，且夺其农时不得耕种。故尝命卿等议，以何术得罢其役，使安于田里，不知卿议何如也？”左丞相良弼对曰：“北边之地，不堪耕种，不能长戍，故须番戍耳。”上曰：“朕一日万几，安能遍及，卿等既为宰相，以此急务反以为末事，竟无一言，甚劳朕虑。往者参政宗叙屡为朕言，若以贫户永屯边境，使之耕种，官给粮廪，则贫者得济，富户免于更代之劳，使之得勤农务。若宗叙者可谓尽心为国矣！朕尝思之，宜以两路招讨司及乌古里石垒部族、临潢府、泰州等路分定保戍，具数以闻，朕亲览焉。”十八年，命部族、飐分番守边。二十年，以祖宗平定天下以来，所建立猛安谋克，因循既久，其间有户口繁简、地里远近不同，又自正隆之后所授无度，及大定间亦有功多未酬者，遂更定以诏天下。复命新授者并令就封，其谋克人内有六品以下职及诸局承应人，皆为迁之。三从以上族人愿从行者，猛安不得过十户，谋克不得过六户。诏戍边军士年五十五以上，许以其子及同居弟侄承替，以奴代者罪之。二十一年三月，诏遣大兴尹完颜迪古速迁河北东路两猛安，上曰：“朕始令移此，欲令与女直户相错，安置久则自相姻亲，不生异意，此长久之利也。今者移马河猛安相错以居，甚符朕意，而遥落河猛安不如此，可再遣兵部尚书张那也按视其地以杂居之。”二十二年，以山东屯田户邻之于边鄙，命聚之一处，俾协力蚕种。右丞相乌古论元忠曰：“彼方之人以所得之地为家，虽兄弟不同处，故贫者众。”参政粘割斡特剌曰：“旧时兄弟虽析犹相聚种，今则不然，宜令约束之。”又以猛安谋克旧籍不明，遇签军与诸差役及赈济，增减不以实，命括其口，以实籍之。二十三年，遣刑部尚书移剌綎迁山东东路八谋克处之河间，其弃地以山东东路忒黑河猛安下蘸荅谋克，移里闵斡鲁浑猛安下翕浦谋克、什母温山谋克九村人户徙于刘僧、安和二谋克之旧地。其未徙者之地皆薄恶且邻寇，遣使询愿徙者，相可居之地，图以进。　　上尝以速频、胡里改人骁勇可用，海陵尝欲徙之而未能，二十四年以上京率、胡剌温之地广而腴，遂遣刑部尚书乌里也出府库钱以济行资牛畜，迁速频一猛安、胡里改二猛安二十四谋克以实之。盖欲上京兵多，它日可为缓急之备也。当是时，多易置河北、山东所屯之旧，括民地而为之业，户颁牛而使之耕，畜甲兵而为之备，乃大重其权，授诸王以猛安之号，或新置者特赐之名。制其奢靡，禁其饮酒，习其骑射，储其粮Я，其备至严也。是时宗室户百七十，猛安二百二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，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。东北路部族飐军曰迭剌部承安三年改为土鲁浑尼石合节度使，曰唐古部承安三年改为部鲁火札石合节度使，二部五飐，户五千五百八十五。其它若助鲁部族、乌鲁古部族、石垒部族、萌骨部族、计鲁部族、孛特本部族数皆称是。西北、西南二路之飐军十，曰苏谟典飐、曰耶刺都飐、曰骨典飐、唐古飐、霞马飐、木典飐、萌骨飐、咩飐、胡都飐凡九，其诸路曰曷懒、曰蒲与、曰婆速、曰恤频、曰胡里改、曰移懒，移懒后废，皆在上京之鄙，或置总管府，或置节度使。至章宗明昌间，欲国人兼知文武，令猛安谋克举进士，试以策论及射，以定其科甲高下。承安四年，上谓宰臣曰：“人有以《八阵图》来上者，其图果何如？朕尝观宋白所集《武经》，具载攻守之法，亦多难行。”右丞相清臣曰：“兵书一定之法，难以应变。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军，临敌制变，以正为奇，以奇为正，故无往不克。”上曰：“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。且学古兵法如学弈棋，未能自得于心，欲用旧阵势以接敌，疏矣。敌所应与旧势异，则必不可支。然《武经》所述虽难遵行，然知之犹愈不知。”泰和间，又制武举，其制具在《选举志》。　　所谓渤海军，则渤海八猛安之兵也。所谓奚军者，奚人遥辇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。奚军初徙于山西，后分迁河东。其汉军中都永固军，大定所置者也。所谓镇防军，则诸军中取以更代戍边者也。在西北边则有分番屯戍军及永屯军驱军之别。驱军则国初所免辽人之奴婢，使屯守于泰州者也。边铺军则河南、陕西居守边界者。河东三虞候顺德军及章宗所置诸路效节军，京府节镇设三十人，防刺设二十人。掌同弓手者也。诸路所募射粮军，五年一籍三十以下、十七以上强壮者，皆刺其缺，所以兼充杂役者也。京师防城军，世宗大定十七年三月改为武卫军，则掌京师巡捕者也。其曰牢城军，则尝为盗窃者，以充防筑之役。曰土兵，则以司警捕之事。凡汉军，有事则签取于民，事已则或亦放免。初，天会间，郭药师降，有曰长胜军者，皆辽水侧人也，以乡土归金，皆愁怨思归，宗望及令罢还。正隆间，又尝罢诸路汉军，而所存者犹有威勇、威烈、威捷、顺德及“韩常之军”之号。　　凡边境置兵之州三十八：凤翔、延安、邓、巩、熙、泗、颍、蔡、陇、秦、河、海、寿、唐、商、洮、兰、会、积石、镇戎、保安、绥德、保德、环、葭、庾、宁边、东胜、净、庆、来远、桓、昌、曷懒、婆速、蒲与、恤品、胡里改。置于要州者十一：南京、东京、益都、京兆、太原、临洮、临潢、丰、泰、抚、盖。及宣宗南迁，飐军溃去，兵势益弱，遂尽拥猛安户之老稚渡河，侨置诸总管府以统之，器械既缺，粮Я不给，朘民膏血而不足，乃行括粮之法，一人从征，举家待哺。又谓无以坚战士之心，乃令其家尽入京师，不数年至无以为食，乃听其出，而国亦屈矣。然初南渡时，尽以河朔战兵三十万分隶河南行枢密及帅府，往往蔽匿强壮，驱羸弱使战，不能取胜。后乃至以二十五人为谋克，四谋克为猛安。每谋克除旗鼓司火头五人，任战者止十八人，不足成队伍，但务存其名而已。故混源刘祁谓：“金之兵制最弊，每有征伐及边衅，辄下令签军，使远近骚动。民家丁男若皆强壮，或尽取无遗，号泣动乎邻里，嗟怨盈于道路，驱此使战，欲其胜敌，难矣！”初，贞祐时，下令签军，会一时任子为监当者春赴吏部选，宰执命取为监官军，皆愤愠哀号交醖台省，至冲宰相卤簿以告，丞相仆散七斤大怒，趣左右取弓矢射去。已而，上知其不可用，命免之。元光末，备潼关黄河，又签军，诸使者历县邑，自见居官外，无文武小大职事官皆充军。至许州，前侍御史刘元规年几六十，亦选为千户。至陈州，以祁父从益以前监察御史亦为千户，余不可悉纪。既立部伍，必以军律相临，物议纷然，后亦罢之。　　哀宗正大二年，议选诸路精兵，直隶密院。先设总领六员，分路拣阅，因相合并。每总领司率数万人，军势既张，乃易总领之名为都尉，班在随朝四品之列，曰建威、曰虎威、曰破虏、振威、鹰扬、虎贲、振武、折冲、荡寇、殄寇。必以先尝秉帅权者居是职，虽帅府行院亦不敢以贵重临之。天兴初元，有十五都尉。先六人升授，在京建威奥屯斡里卜，许州折冲夹谷泽本姓樊，陈州振武温撒辛本姓李，蔡州荡寇蒲察打吉卜，申裕安平完颜斜列，嵩汝振武唐括韩僧。续封金昌府虎威纥石烈乞兒，宣权归德果毅完颜猪兒，南京殄寇完颜阿拍。宣权潼关都尉三：虎贲完颜陈兒、鹰扬内族大娄室、全节。复取河朔诸路归正人，不问鞍马有无、译语能否，悉送密院，增月给三倍它军，授以官马，得千余人，岁时犒燕，名曰忠孝军。以石抹燕山奴、蒲察定住统之。加以正大已后诸路所虏、临陈所获，皆放归乡土，同忠孝军给其犒赏，使河朔俘系知之。故此军迄于天兴至七千，千户以上将帅尚不预焉。又以归正人过多，乃系于忠孝籍中别为一军，减忠孝所给之半，不能射者令阅习一再月，然后试补忠孝军，是所谓合里合军也。又以亲卫马军，旧时所选未精，必加阅试，直取武艺如忠孝军者得五千人，余罢归为步军。凡进征，忠孝居前，马军次之。自正大改立马军，队伍鞍勒兵甲一切更新，将相旧人自谓国家全盛之际马数则有之，至于军士精锐、器仗坚整，较之今日有不侔者，中兴之期为有望矣。一日布列曹门内教埸，忠孝军七千，马军五千，京师所屯建威都尉军万人，内族九住所统亲卫军三千，及阿排所统四千，皆哀宗控制枢密院时所选，教场地约三十顷尚不能容，余都尉十三四军犹不在是数。此外，招集义军名曰忠义，要皆燕、赵亡命，虽获近用，终不可制，异时擅杀北使唐庆以速金亡者即此曹也。　　○禁军之制　　本于合扎谋克。合扎者，言亲军也，以近亲所领，故以名焉。贞元迁都，更以太祖、辽王宗幹、秦王宗翰之军为合扎猛安，谓之侍卫亲军，故立侍卫亲军司以统之。旧常选诸军之材武者为护驾军，海陵又名上京龙翔军为神勇军，正隆二年将南伐，乃罢归，使就佥调，复于侍卫亲军四猛安旧止曰太祖、辽王、秦王猛安凡三，今曰四猛安，未详，岂太祖两猛安耶？内，选三十以下千六百人，骑兵曰龙翔，步兵曰虎步，以备宿卫。五年，罢亲军司，以所掌付大兴府，置左右骁骑，所谓从驾军也，置都副指挥使隶点检司，步军都副指挥使隶宣徽院。大定初，亲军置四千人。二十二年，省为三千五百。上京亦设守卫军。是年，尚书省奏：“上京既设皇城提举官，亦当设军守卫。”上曰：“可设四百五十，马一百二十，分三番更代。异时朕至上京，即作两番巡警，限以半年交替。人日给钱五十、米一升半，马给刍粟，猛安谋克官可差年四十上下者、军士并取三十以上者充。”章宗承安四年，增为五千，又增至六千。又有威捷军。承安增签弩手千人。凡选弩手之制，先以营造尺度杖，其长六尺，立之谓之等杖。取身与杖等，能踏弩至三石，铺弦解索登踏闲习，射六箭皆上垛，内二箭中贴者。又选亲军，取身长五尺五寸善骑射者，猛安谋克以名上兵部，移点检司、宣徽院试补之。又设护卫二百人，近侍之执兵仗者也，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孙及宗室并亲军、诸局分承应人，身长五尺六寸者，选试补之。又设控鹤二百人，皆以备出入者也。　　大将府治之称号。收国元年十二月，始置咸州军帅司，以经略辽地，讨高永昌，置南路都统司，且以讨张觉。天辅五年袭辽主，始有内外诸军都统之名。时以奚未平，又置奚路都统司，后改为六部路都统司，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隶焉，与上京及泰州凡六处置，每司统五六万人，又以渤海军为八猛安。凡猛安之上置军帅，军帅之上置万户，万户之上置都统。然时亦称军帅为猛安，而猛安则称亲管猛安者。燕山既下，循辽制立枢密院于广宁府，以总汉军。太宗天会元年，以袭辽主所立西南都统府为西南、西北两路都统府。三年，以伐宋更为元帅府，置元帅及左、右副，及左、右监军，左、右都监。金制，都元帅必以谙版孛极烈为之，恆居守而不出。六年，诏还二帅以镇方面。诸路各设兵马都总管府，州镇置节度使，沿边州则置防御使。凡州府所募射粮军、牢城军，每五百人为一指挥使司，设使，分为四都，都设左右什将及承局押官。其军数若有余或不足，则与近者合置，不可合者以三百人或二百人亦设指挥使，若百人则止设军使，百人以上立为都，不及百人止设什将及承局管押官各一员。十年，改南京路都统司为东南路都统司，治东京以镇高丽。后又置统军司于大名府。及海陵天德二年八月，改诸京兵马都部署司为本路都总管府。九月，罢大名统军司，而置统军司于山西、河南、陕西三路。以元帅府都监、监军为使，分统天下之兵。又改乌古迪烈路统军司为招讨司，以婆速路统军司为总管府。三年，以元帅府为枢密院，罢万户之官，诏曰：“太祖开创，因时制宜，材堪统众授之万户，其次千户及谋克。当时官赏未定，城郭未下，设此职许以世袭，乃权宜之制，非经久之利。今子孙相继专揽威权，其户不下数万，与留守总管无异，而世权过之。可罢是官。若旧无千户之职者，续思增置。国初时赐以国姓，若为子孙者皆令复旧。”正隆末，复升陕西统军司为都统府。大定五年，复罢府，降为统军司。寻又设两招讨司，与前凡三，以镇边陲。东北路者，初置乌古迪烈部，后置于泰州。泰和间，以去边尚三百里，宗浩乃命分司于金山。西北路者置于应州，西南路者置于桓州，以重臣知兵者为使，列城堡濠墙，戍守为永制。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，罢则复为院。宣宗贞祐三年，征代州戍兵五千，从胥鼎言，留代以屏平阳。兴定二年，选募河南、陕西弩手军二千人为一军，赐号威勇。及南迁，河北封九公，因其兵假以便宜从事，沿河诸城置行枢密院元帅府，大者有“便宜”之号，小者有“从宜”之名。元光间，时招义军以三十人为谋克，五谋克为一千户，四千户为一万户，四万户为一副统，两副统为一都统，此复国初之名也。然又外设一总领提控，故时皆称元帅为总领云。　　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，抹之为言无蚊蚋、美水草之地也。天德间，置迪河斡朵、斡里保保亦作本、蒲速里、燕恩、兀者五群牧所，皆仍辽旧名，各设官以治之。又于诸色人内，选家富丁多，及品官家子、猛安谋克蒲辇军与司吏家余丁及奴，使之司牧，谓之“群子”，分牧马驼牛羊，为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赏。后稍增其数为九。契丹之乱遂亡其五，四所之所存者马千余、牛二百八十余、羊八百六十、驼九十而已。世宗置所七：曰特满、忒满在抚州、斡睹只、蒲速碗、蒲速碗本斡睹只之地，大定七年分其地置之。承安三年改为板底因乌鲁古。瓯里本、承安三年改为乌鲜乌鲁古。乌鲁古者言滋息也。合鲁碗、耶卢碗。在武平县、临潢、泰州之境。大定二十年三月，更定群牧官、详稳脱朵、知把、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格。二十一年，敕诸所，马三岁者付女直人牧之，牛或以借民耕，或又令民畜羊，或以赈贫户。时遣使阅实其数，缺则杖其官，而令牧人偿之，匿其实者监察举觉之。二十八年，蕃息之久，马至四十七万，牛十三万，羊八十七万，驼四千。明昌五年，散騬马，令中都、西京、河北东、西路验民物力分畜之。又令它路民养马者，死则于前四路所养者给换，若欲用则悉以送官。此金之马政也。然每有大役，必括于民，及取群官之余骑，以供战士焉。宣宗兴定元年，定民间收溃军亡马之法，及以马送官酬直之格：“上等马一匹银五十两，中下递减十两。不愿酬直者，上等二匹补一官，杂班任使，中等三匹，下等四匹，如之。令下十日陈首，限外匿及杀，并绞。”又遣官括市民马，立赏格以示劝，五百匹以上钞千贯，千匹以上一官，二千匹以上两官。　　○养兵之法　　熙宗天眷三年正月，诏岁给辽东戍卒绸绢有差。正隆四年，命河南、陕西统军司并虞候司顺德军，官兵并增廪给。六年，将南征，以绢万匹于京城易衣袄穿膝一万，以给军。世宗大定三年，南征，军士每岁可支一千万贯，官府止有二百万贯，外可取于官民户，此军须钱之所由起也。时言事者，以山东、河南、陕西等路循宋、齐旧例，州县司吏、弓手于民间验物力均敷顾钱，名曰“免役”，请以是钱赡军。至是，省具数以闻，诏罢弓手钱，其司吏钱仍旧。四年六月，奏，元帅府乞降军须钱，上曰：“帅府支费无度，例皆科取于民，甚非朕意。仰会计军须支用不尽之数，及诸路转运司见在如实缺用，则别具以闻。”十年四月，命德顺州建营屋以处屯军。十七年七月，岁以羊皮三万赐西北路戍兵。承安三年，以军须所费甚大，乞验天下物力均征。拟依黄河夫钱例，征军须钱，验各路新籍物力，每贯征钱四贯，西京、北京、辽东路每贯征钱二贯，临潢、全州则免征，周年三限送纳。恐期远，遂定制作半年三限输纳。　　凡河南、陕西、山东放老千户、谋克、蒲辇、正军、阿里喜等给赏之例，旧军千户十年以上赏银五十两、绢三十匹，不及十年，比附十年以上谋克支。谋克十年以上银四十两，绢二十五匹，不及十年银三十两、绢二十匹。蒲辇十年以上银三十两，绢二十匹，不及十年银二十两，绢一十五匹。马步正军、阿里喜等勾当不拘年分，放老正军银一十五两、绢一十匹，阿里喜、旗鼓、吹笛、本司火头人等同银八两、绢五匹。三虞候千户，十年以上银四十两，绢二十五匹。不及十年银三十两、绢二十匹。谋克二十年以上银五十两、绢三十匹，十年以上银三十两、绢二十匹，不及十年银一十两、绢一十五匹。蒲辇十年以上银二十两、绢一十五匹，不及十年银一十五两、绢一十匹。正军、阿里喜、勾当不拘年分，放老正军银一十两、绢七匹，阿里喜、旗鼓、吹笛、本司火头人等同银五两，绢四匹。北边万户、千户、谋克等，历过军功及年老放罢给赏之例迁官同从吏部格，正千户管押万户，勾当过一十五年，迁两官与从五品。不及一十五年年老放罢，迁一官与正六品。若十年以下，迁一官赏银绢六十两匹。正谋克管押万户，勾当一十五年迁两官与正六品，不及一十五年年老放罢，迁一官与正七品，若十年以下迁一官赏银绢五十两匹。正千户官押千户，勾当过二十年，迁一官与正六品，不及二十年年老放罢，迁一官与正七品，若十年以下迁一官赏银绢四十两匹。正谋克管押千户以下，依河南、陕西体例。凡镇防军，每年试射，射若有出众，上等赏银四两，特异众者赏十两银马盂。签充武卫军，挈家赴京者，人日给六口粮，马四匹刍藁。　　诸招军月给例物。边铺军钱五十贯、绢十匹。军匠上中等钱五十贯、绢五匹，下等钱四十贯、绢四匹。黄河埽兵钱三十贯、绢五匹，射粮军及沟渠等处埽兵水手，钱二十贯、绢二匹，士兵钱十贯、绢一匹。凡射粮军指挥使及黄、沁埽兵指挥使，钱粟七贯石、绢六匹，军使钱粟六贯石、绢同上，什将钱二贯、粟三石，春衣钱五贯、秋衣钱十贯。承局押官钱一贯五百文、粟二石，春衣钱五贯、秋衣钱七贯。牢城并士兵钱八百文、粟二石，春衣钱四贯、秋衣钱六贯。边铺军请给与射粮军同。河南、陕西、山东路统军司镇防甲军、马军，猛安钱八贯、米五石二斗、绢八匹、六马刍粟，谋克钱六贯、米二石八斗、绢六匹、五马刍粟，蒲辇钱四贯、米石七斗、绢五匹、四马刍粟，正军钱二贯、米石五斗、绢四匹、绵十五两、两马刍粟，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、米七斗、绢三匹、绵十两。步军，猛安马二匹、谋克马一匹刍粟。每马给刍一束、粟五升，岁仲青野有青草马可收养则止，惟每猛安当差马七十二匹，四时皆给。又定制河南、山东、河东岁给五月，陕西六月。镇防军补买马钱，河南路正军五百文，阿里喜随色人三百文，陕西、山东路正军三百文，阿里喜随色人二百文。诸屯田被差及缘边驻扎捉杀军，猛安月给钱六贯、米一石八斗、五马刍粟，谋克钱四贯、米一石二斗、三马刍粟，蒲辇钱二贯、米六斗、二马刍粟，正军钱一贯五百文、米四斗、一马刍粟，阿里喜随色人钱一贯、米四斗、一马刍粟。德顺军指挥使钱六贯、米二石八斗、绢六匹、三马刍粟，军使什将钱四贯、米一石七斗、绢五匹，给两马料，长行钱二贯、米一石五斗、绢四匹、绵十五两，给一马料，奚军谋克钱一贯五百文、米一石五斗、绸绢春秋各一匹，给三马料，蒲辇钱一贯、米二石七斗、绸绢同上，给二马料，长行钱一贯、米一石八斗、绸绢同上，饲一马。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，千户钱八贯、米五石二斗、绢八匹、饲马六匹，步军饲两马、地五顷，谋克钱六贯、米二石八斗、绢六匹、饲五马、地四顷，蒲辇钱四贯、米一石七斗、绢五匹、饲四马、地三顷，正军钱二贯、米一石四斗五升、绢四匹、绵十五两、饲两马、地二顷，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、米七斗、绢三匹、绵十两、地一顷，旗鼓司人与阿里喜同，交替军钱二贯、米四斗，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、米四斗。上番汉军，千户月给钱三贯、粮四石、绢八匹、饲四马，谋克钱二贯五百文、粮一石、绢六匹、饲二马，正军钱二贯、米九斗五升、绢四匹。上京路永屯驻军所除授，千户月给钱粟十五贯石、绢十匹、绵二十两、饲三马，谋克钱六贯、米二石八斗、绢六匹、饲二马，正军月支钱二贯五百文、米一石二斗、绢四匹、绵十五两、饲一马，阿里喜随色人钱二贯、米一石二斗，绢四匹、绵十五两。诸北边永驻军，月给补买马钱四百文，随色人三百文。贞祐三年，军前委差及掌军官，规图粮料，冒占职役，皆无实员，又见职及遥授者，已有俸给，又与无职事者同支券粮，故时议欲省员减所给之数，俟征行则全给之。及兴定二年，彰化军节度使张行信言：“一军充役，举家廪给，盖欲感悦士心，使为国尽力耳！至于无军之家，复无丁男，而其妻女犹受给何谓耶？”五年，京南行三司官石抹斡鲁言：“京南、东、西三路见屯军户，老幼四十万口，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，皆坐食民租，甚非善计。”语在《田制》。诸屯田军人，如差防送，日给钱一百五十文。看管孝宁宫人，月各给米五斗、柴一车、春秋衣粗布一段、秋绢二匹、绵一十五两。诸黄院子年满者，以元请钱粮三分内，给一贯石养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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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第二十八-金史

志第二十八 食货二 ○田制 量田以营造尺，五尺为步，阔一步，长二百四十步为亩，百亩为顷。民田业各从其便，卖质于人无禁，但令随地输租而已。凡桑枣，民户以多植为勤，少者必

见死不救的意思